第九三一章 借道入缅
王越通过电报上奏崇祯，详细说明了大西军归顺朝廷后的安置方案：大西军残部将在李定国的率领下退出大明境内，进入缅甸发展。
因王越的提议，这一另类的安置方案在朝堂上引起了强烈的争执，经过多封电报的协商和沟通，朝廷勉强同意了王越的提议。
不过，因为大西军要借道贵州和云南退往缅甸，朝廷对大西军归顺将领将不做封赏，并且崇祯还在下达的旨意中着重强调，没有朝廷的调令，大西军不得再回到大明境内，否则将被视为叛军。
按照一般流程，像李定国这样的投诚人员，朝廷都会发一些官帽子，以示宽容。
但是将大西军安置到缅甸，这意义就不同了。
明朝中国人所说的“缅甸”，所指的只是今日缅甸地理范围之内诸“蛮夷”王国及部落之一。
洪武与永乐年间，明廷称这类政治实体为“宣慰司”（但并不指派官吏），规定须按期朝贡，从而确立了对它们的主权，所以缅甸在这一时期还不是一个国家。
缅甸在万历年间逐渐兴起并统一，自我感觉强大起来的缅甸，竟然越过向来不明确的中缅边界，侵入云南境内。
在十六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云南明军与“缅甸”军以边界诸弱国为棋盘上走卒，相互攻击。
到了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明光宗时期，“缅甸”终于正式成为中国藩属，但双方关系一直紧张，而且自万历末期以来并无过多接触。
到现在缅甸在名义上还是大明的藩属国，所以朝廷不可能正式承认大西军，否则会引起其他藩属的恐慌，这是大明朝廷对国际关系的考量。
但是大西军入缅，对朝廷来讲，其实利大于弊。
大西军曾经多次反叛，即使招抚了大西军，朝廷也难以信任，全部礼送出境，省钱省力还省心，可谓一劳永逸。
而缅甸在洪武、永乐年间在形式上也算是大明国土，可是统一后的缅甸却成为大明边境上的不稳定因素，将大西军送出国境去祸害缅甸，对朝廷来说可谓两全其美。
以朝廷看来，大西军孤军深入缅甸，如果不发生奇迹，大西军终将全军覆没，难以幸免。
理论上也确实如此，缅甸地处南疆，穷山恶水，瘴气遍地。即使云南也是到了元朝时期，才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更别说缅甸了。
所以朝堂上最终同意了这种让两个不稳定势力自相残杀，相互削弱，自生自灭的安置方案。
但是王越却不这么看，历史上大西军余部保护着永历帝进入缅甸后，可是把缅甸军打的鼻青脸肿，如果不是李定国等人的主要敌人是满清，缅甸的国都阿瓦也要被攻克了。
历史上的大西军客居缅甸，不可能两面为敌，为了永历帝能有个安身之地，对缅甸当局一再退让，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
双方在桐梓会晤之后，天策军分批释放了近万名大西军骨干成员。
大西军分散在各地的溃兵也纷纷通过天策军的防区，向遵义地区汇集，大西军总兵力逐渐恢复到六万多人。
王越又将缴获的大批粮食、马匹、军械等运抵遵义，并附赠大西军电报机十台，三七式步枪五千支，三七式火炮五十门，起点城产四轮马车一千辆，以及大量的弹药，大西军终于脱胎换骨，恢复了强大的战力。
电报机和武器弹药现在只是赠品，大西军体验过后新式武器的威力之后，自然会逐步换装成三七式装备，后期的武器弹药大西军只能通过采购获得，从而与天策军建立起武器供给关系。
王越相信在二十年内，大西军是不可能仿制出三七式武器的，这其中的关键是由冶金技术所决定的。
所以大西军全部换装完成后，其军队后勤将严重依赖天策军。
正是通过控制军火的输出，王越根本不担心李定国等人会脱离天策军的掌控。
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八月十九日，休整过后的大西军全军从遵义启程南下，浩浩荡荡奔赴南疆。
为保障大西军能够安全出境和出现意外反复，天策军第四师又两个旅将一直互送到云南。
大西军沿途的粮食补给也由天策军提供，物资充足的大西军在天策军的监视下，很难出现骚扰地方的情况。
八月二十六日，大西军进入云南，八月三十日，大西军通过昆明郊区继续向南挺进，同日，天策军第四师前锋也抵达了昆明城外，治安军两个旅继续跟随大西军南下，第四师暂留昆明。
此时的云南并不平静，今年四月云南境内刚刚发生了武定土司吾必奎叛乱。
云南的管理体制在整个明朝时期显得与众不同，除了常规的布政司、按察司和巡抚之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土司。
土司又称土官，是古代中国边疆的官职，其权利很大，基本相当于当地的土皇帝，拥有私人军队。
为了管理这些土司和他们的部族，朱元璋封养子沐英为西平侯（后来其次子被晋爵为黔国公），负责管理云南的土司并且世代镇守云南，现在的黔国公名叫沐天波。
到了明末，大明对边疆的控制力越发薄弱，从而发生了一些列的土司叛乱。
首先是天启年间的奢安之乱，前后持续了十七年，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人，大规模交战就持续九年。
由于滇南阿迷州土司普名声在从征“奢安之乱”后，实力大增，于崇祯四年普名声发动了叛乱，崇祯五年普名声被击败处死，叛乱暂告平息。
但其妻万氏仍领其众，继续为乱滇南，后万氏招蒙自土司沙定洲为婿，沙普合流，沙定洲的势力越加壮大。
去年底，张献忠部入川建立大西政权以后，黔国公沐天波同巡抚吴兆元、巡按吴文瀛会商征调汉族和土司军队，以防止大西军入滇，武定土司吾必奎趁机作乱。
叛军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未完待续）
因王越的提议，这一另类的安置方案在朝堂上引起了强烈的争执，经过多封电报的协商和沟通，朝廷勉强同意了王越的提议。
不过，因为大西军要借道贵州和云南退往缅甸，朝廷对大西军归顺将领将不做封赏，并且崇祯还在下达的旨意中着重强调，没有朝廷的调令，大西军不得再回到大明境内，否则将被视为叛军。
按照一般流程，像李定国这样的投诚人员，朝廷都会发一些官帽子，以示宽容。
但是将大西军安置到缅甸，这意义就不同了。
明朝中国人所说的“缅甸”，所指的只是今日缅甸地理范围之内诸“蛮夷”王国及部落之一。
洪武与永乐年间，明廷称这类政治实体为“宣慰司”（但并不指派官吏），规定须按期朝贡，从而确立了对它们的主权，所以缅甸在这一时期还不是一个国家。
缅甸在万历年间逐渐兴起并统一，自我感觉强大起来的缅甸，竟然越过向来不明确的中缅边界，侵入云南境内。
在十六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云南明军与“缅甸”军以边界诸弱国为棋盘上走卒，相互攻击。
到了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明光宗时期，“缅甸”终于正式成为中国藩属，但双方关系一直紧张，而且自万历末期以来并无过多接触。
到现在缅甸在名义上还是大明的藩属国，所以朝廷不可能正式承认大西军，否则会引起其他藩属的恐慌，这是大明朝廷对国际关系的考量。
但是大西军入缅，对朝廷来讲，其实利大于弊。
大西军曾经多次反叛，即使招抚了大西军，朝廷也难以信任，全部礼送出境，省钱省力还省心，可谓一劳永逸。
而缅甸在洪武、永乐年间在形式上也算是大明国土，可是统一后的缅甸却成为大明边境上的不稳定因素，将大西军送出国境去祸害缅甸，对朝廷来说可谓两全其美。
以朝廷看来，大西军孤军深入缅甸，如果不发生奇迹，大西军终将全军覆没，难以幸免。
理论上也确实如此，缅甸地处南疆，穷山恶水，瘴气遍地。即使云南也是到了元朝时期，才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更别说缅甸了。
所以朝堂上最终同意了这种让两个不稳定势力自相残杀，相互削弱，自生自灭的安置方案。
但是王越却不这么看，历史上大西军余部保护着永历帝进入缅甸后，可是把缅甸军打的鼻青脸肿，如果不是李定国等人的主要敌人是满清，缅甸的国都阿瓦也要被攻克了。
历史上的大西军客居缅甸，不可能两面为敌，为了永历帝能有个安身之地，对缅甸当局一再退让，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
双方在桐梓会晤之后，天策军分批释放了近万名大西军骨干成员。
大西军分散在各地的溃兵也纷纷通过天策军的防区，向遵义地区汇集，大西军总兵力逐渐恢复到六万多人。
王越又将缴获的大批粮食、马匹、军械等运抵遵义，并附赠大西军电报机十台，三七式步枪五千支，三七式火炮五十门，起点城产四轮马车一千辆，以及大量的弹药，大西军终于脱胎换骨，恢复了强大的战力。
电报机和武器弹药现在只是赠品，大西军体验过后新式武器的威力之后，自然会逐步换装成三七式装备，后期的武器弹药大西军只能通过采购获得，从而与天策军建立起武器供给关系。
王越相信在二十年内，大西军是不可能仿制出三七式武器的，这其中的关键是由冶金技术所决定的。
所以大西军全部换装完成后，其军队后勤将严重依赖天策军。
正是通过控制军火的输出，王越根本不担心李定国等人会脱离天策军的掌控。
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八月十九日，休整过后的大西军全军从遵义启程南下，浩浩荡荡奔赴南疆。
为保障大西军能够安全出境和出现意外反复，天策军第四师又两个旅将一直互送到云南。
大西军沿途的粮食补给也由天策军提供，物资充足的大西军在天策军的监视下，很难出现骚扰地方的情况。
八月二十六日，大西军进入云南，八月三十日，大西军通过昆明郊区继续向南挺进，同日，天策军第四师前锋也抵达了昆明城外，治安军两个旅继续跟随大西军南下，第四师暂留昆明。
此时的云南并不平静，今年四月云南境内刚刚发生了武定土司吾必奎叛乱。
云南的管理体制在整个明朝时期显得与众不同，除了常规的布政司、按察司和巡抚之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土司。
土司又称土官，是古代中国边疆的官职，其权利很大，基本相当于当地的土皇帝，拥有私人军队。
为了管理这些土司和他们的部族，朱元璋封养子沐英为西平侯（后来其次子被晋爵为黔国公），负责管理云南的土司并且世代镇守云南，现在的黔国公名叫沐天波。
到了明末，大明对边疆的控制力越发薄弱，从而发生了一些列的土司叛乱。
首先是天启年间的奢安之乱，前后持续了十七年，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人，大规模交战就持续九年。
由于滇南阿迷州土司普名声在从征“奢安之乱”后，实力大增，于崇祯四年普名声发动了叛乱，崇祯五年普名声被击败处死，叛乱暂告平息。
但其妻万氏仍领其众，继续为乱滇南，后万氏招蒙自土司沙定洲为婿，沙普合流，沙定洲的势力越加壮大。
去年底，张献忠部入川建立大西政权以后，黔国公沐天波同巡抚吴兆元、巡按吴文瀛会商征调汉族和土司军队，以防止大西军入滇，武定土司吾必奎趁机作乱。
叛军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