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 宿麦补种
借着今年全天下粮食歉收，农税下降，国库空虚，将丞相的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削弱，算是刘弘预谋已久的计划了。
一开始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刘弘倒也没想太多——实在是关中粮价起起伏伏，朝局又不太安稳，粮价的起伏对民心的安抚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力···
当时刘弘只想着：以官府出面，将粮食市场彻底垄断，在稳定粮价、稳定人心的同时，趁机捞一笔小钱钱。
但之后，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秋收之后，各地粮食产量报至长安，朝堂为之一振！
紧接着，便是刘弘提出将敖仓之粮搬出，以‘新米换陈粮’的名义，缓解关中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
关中民九十余万户，田亩百万余顷，年粮食产量，大概在四万万五千万石左右。
而这九十余万户，共八百多万百姓，一年的粮食消耗量，也有将近二万万石。
看上去，是不是觉得关中的粮食很富裕，一年种出来的粮食，够吃两年多？
但实际上，账根本不是这么算的~
四万万五千万石粮食的年产量，十五税一的农税比例，意味着关中每年的粮食产出有三千万石，会被用作农税，上缴国库。
而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的口赋，也可以等额换算为：每人每年一石半左右的粮食。
八百多万人，这就又是一千多万石。
除了税、赋吃下去的四千多万石，中枢还要花费大量的钱财，从百姓手中买粮，以做军粮。
——从过去这半年多时间，灌婴、周灶、申屠嘉等大军消耗掉的数百万石粮食，就足以看出这一点。
实际上，除了长安的南北两军、驻扎于飞狐迳的飞军外，汉室漫长的北方防线，还有二十多万戍边战士，需要朝堂供给粮草。
二十多万边军，加上飞狐军、长安南北两军，一年的粮食消耗，也达到了将近七百万石。
再加上不事生产的官员、曹吏、关卒，以及军卒的郡县等，都在加大关中的粮食消耗。
与此同时，汉室还有数万基层官吏，需要中央下发俸禄——粟米。
即便按平均每人每年一百石算，也需要数百万石。
再加上那些带着一家老小几百号人，窝在长安的几百家彻候勋贵，林林总总加到一起，关中每年的粮食消耗，妥妥能够上二万万五千万石。
加上充作税、赋的四千万石，以及官府从民间收购，用作军粮的千万石，关中每年都需要起码三万万石左右的粮食，才能勉强做到自给自足。
粮食产出有四万万五千万，需求却只有三万万，还有一万万五千万石的粮米‘容错率’，去哪儿了？
如此庞大的‘余粮’，为什么关中一出什么风吹草动，粮价就止不住的往上涨？
自然不全是粮商们囤货居奇——如果这个时间点，已经有粮商具备‘吃下万万石粮米’的能量，那绝对活不过第二年春天。
——粮米万万石，折钱近百万万啊！
如今国库加少府一起，都不一定能有这么多钱！
在汉室富可敌国的下场，必然就是被国家视为敌人。
真正的原因是：关中的粮食，并不单单要供给关中，还要从箫关送往北方，以及从函谷关流如关东。
自秦凭借关中之利豪取天下时起，关中在天下人的印象中，就是膏腴之地，天下粮仓。
究其原因，除了关中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以及郑国渠等水利设施外，便是关东、北方糟糕的农耕环境了。
北方自不用说——陇右、北地可耕作土地太少，燕、赵多山丘，上、代二地，更是在汉室受法律认可，连秸秆税都要少收的贫困地区。
关东也好不到哪里去——南方遍地沼池，沿海土地盐碱化，绝大多数地区都很难凭借自身，达到自给自足。
所以每一年，关中都有将近二万万石的粟米会流如关东，以达到粮食市场的相对平衡。
关中人口占天下人口的三分之一，却要承担天下粮食产出的一半以上！
不严谨的说：当关中只能自给自足的时候，关东几乎必然会闹起粮荒。
敖仓存在的意义，便在于此——只有敖仓充盈，关东百姓才会安下心。
因为敖仓有粮，就意味着关中不缺粮！
关中不缺粮，就必然会有粮商，将一车车粮米从函谷运出，售卖于关东各地。
而今年，算是汉初不常见，却也不是第一次的‘意外状况’——关中的粮产，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二，也就是三万万石左右。
这点粮食产量，别说供给关东了，光维持关中人的生存和朝堂的正常运作，都显得有些吃力。
若有无良商贾再趁机搞点事，粮价顿时就会像后世的比特币一样，蹭蹭蹭涨到天际！
而这个状况，刘弘早就预料到；所以才有后来的粮食保护价政策，以求在这种粮食供应量，刚好接近需求量的时候，避免人心动荡。
至于将敖仓的粮食暂时拿出来，倒也不是刘弘真的想要把这笔粮食吃掉，而是预防百姓因粮食歉收产生恐慌，从而将自家产出的粮食都囤在手里。
——关中一年的需求是三万万石，关中今年的产出，也堪堪达到三万万石！
如果真的发生百姓大面积囤积粮食的状况，那到了年底，关中必然会没粮可吃。
——粮食的储存，是需要成本，需要技术的~
如果老百姓能凭借自己那栋破院子，以及老婆孩子搭手，就将几吨粮食保存一年，那粮商这种群体早就灭绝了。
事实是：百姓每年种出数百石粮米，却根本没有能力长期储存。
久而久之，粮商这种群体应然而生，凭借庞大的财力，建立起一座座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仓库，倒腾粮米。
自知无法储存粮食的百姓，也只能认下自己所种的粮食，在粮商手里放了几个月，回来就贵好多钱的现实。
——谁让粮商有本事，能负担得起粮食储存的成本呢？
但今年，状况就不一样了。
和历史上每一次时局动荡一样，老百姓只要感觉到某物价格要涨，就必然会下意识的大量囤积。
后世花花国核泄漏，天朝老百姓疯狂囤盐，就是这个道理。
在明确知晓‘今年收成不好’的情况下，即便明知粮食放在自己手中会坏，百姓也必然会竭尽所能的留下秋收时收获的粮食。
——几百石粮食，撑死也就几万钱。
可万一粮价再涨到开国时的四千钱、八千钱，甚至万钱一石，那这几百石粮食，只要有那么十石没坏，就不亏！
四舍五入，不亏就是赚呐！
再者说了——到了粮价果真涨到几千钱甚至万钱的地步，谁还管粮食坏没坏，变没变质啊···
有的吃就不错了！
腐烂的粮米，总好过树皮草根观音土吧？
让百姓从国家的角度，从整个关中的供求关系看待这个问题，无疑是痴人说梦。
所以，为了让关中百姓确信：无论如何，市场上都会有粮米流通，刘弘才将敖仓那几百万石粮食调了出来，以主爵都尉售卖于各地。
不用太久，只要再过一个月，主爵都尉貌似卖不完的粟米，就足以让百姓放下心中担忧，将存粮卖给少府。
到了那时，几万万石粮食回笼，敖仓那几百万石，也就不算什么了——随便倒腾倒腾，就能补进去。
少府也能凭借粮食垄断生意，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收获庞大的财富——哪怕一石粮食只赚十钱，数万万石粮，那就是数十万万钱，几乎都要赶上汉室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了！
——没错，刘弘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一开始看重的确实是钱。
连带着也有一些‘稳定人心’‘安抚民心’的考虑。
但刘弘万万没想到：自己为了开财源而推行的粮食保护价政策，居然炸出了另外的惊喜！
早在刘弘‘替敖仓之粮’的提议在朝议中通过，朝堂各部门之间，就开始暗流涌动了起来。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敖仓的米粮，必须由我们负责售卖！
当时的状况，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就连跟粮食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典客，都曾经试图染指此事！
只不过当时，齐王一门的叛乱还笼罩在长安中央头顶，此事就被刘弘压了下去。
而之后发生的事，就着实让刘弘瞠目结舌了。
——当朝丞相，被太祖高皇帝封为辟阳侯的审食其，居然在司马门外，跟少府田叔打起来了！
除闻这则消息，刘弘差点没把下巴给吓掉！
撇开审食其和田叔之间，歪七扭八的搭着一点香火情不说，光是两人的年纪，都让刘弘狠狠捏了一把汗！
审食其，那可是自楚汉争霸时起，就跟在吕后身边的小跟班，如今可已经七十多岁！
田叔也早在张敖尚为赵王太子之时，就投效张敖做了门客，也起码有五十岁了。
一个五十岁的小老头，跟一个七十多岁，牙都快掉光了的老爷爷干架？
这样的事，恐怕也只有西汉的朝臣，能做得出来···
当刘弘将二人召回宫中，询问事发缘由时，一个血淋淋的真相，摆在了刘弘地面前。
——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推行，真正的阻力并不在朝堂勋贵，而是在丞相这里！
审食其和田叔争的，看上去是敖仓之粮的掌管权、售卖权，但实际上，审食其想要的，却是将粮食保护价政策，纳入自己的掌控下！
准确的说，是相权天生具备的揽权欲，逼得审食其，想要把粮食保护价这个名利双收的项目，掌控在丞相府门下。
想明白这一层，刘弘再回过头去看，才发现自己犯了怎样的错误···
——天下农业产出总体歉收，农税下降，国库收入减少，丞相府失去了一部分行政自主权，以及政治话语权。
而少府的收入——口赋，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不说，少府反倒将主爵都尉这颗摇钱树，死死攥在了自己手里。
如果没有粮食保护价，倒也没什么——左右不过是丞相府勒紧裤腰带，再低声下气求一求皇帝，把这一年应付过去；等来年收成好了，一切又恢复如初。
而恰恰是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出现，让丞相乃至于整个朝堂，闻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有主爵都尉和粮食保护价的存在，少府必然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富裕起来，而少府财富的增长，就等同于刘弘地财务权增长。
换而言之，只凭粮食保护价这一件，刘弘的权势，就将在不远的将来水涨船高。
——历史上，武帝可就是凭借少府那堆积如山的粮食，和那些串绳都腐烂的铜钱，才能撇开整个朝堂单干的！
而刘弘凭着粮食保护价政策，将很可能在短短十年，甚至五、六年的时间内，完成历史上文、景两代数十年的物质积累。
反观朝堂，或者说丞相掌控下的国库，依旧是每年十几万万，撑死不到二十万万钱的农税收入。
存钱自不用说——能用每年年初收上来的农税，把当年的事情办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样的危机感，对于封建时代的臣子，尤其是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而言，绝对是无法忍受的。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对于刘弘凭借粮食保护价捞钱，朝堂根本无能为力；但对于国库的收入，刘弘是有能力影响的。
——农税收多少，皇帝说了算！
这也是刘弘最早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时，曾歪歪过的美好场景：等少府能凭借买卖粮食，年入四五十万万钱，刘弘就可以大笔一挥，免个一两年农税！
狠狠收割一波民心不说，还能让丞相府陷入‘没钱用’的尴尬之中，从而只能向刘弘开口。
可刘弘没意识到的是：如此简单浅显的道理，自己能看出来，这些沁寂宦海数十年，甚至见识过王朝更迭的政治家们，也同样看得出来！
当皇帝透露出‘爷们儿要把你们丢下，自己一个人玩儿了’的讯息时，官僚会做出什么反应？
非暴力不合作都是轻的——怕不是舆论会马上掀起对刘弘的谴责，什么独夫、暴君的头衔，一股脑的全扣过来！
甚至于有人内联朝堂，外结诸侯，再上演一出‘诸侯大臣共诛某某’也未可知！
想清楚这些之后，刘弘再回头去看自己曾经的规划，无疑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天真。
只要政权还处于封建时代，君王想要带领国民进行文明升级，那官僚，就必然会被君王所需要。
在封建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失去官僚集团的拥护之后，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刘弘也从这件中意识到：要想完成胸中的远大抱负，不能一味的敌视、防备官僚，而是要在戒备的同时，尽量促成双方的共赢。
说白了：既然刘弘吃了肉，就不能还拿着骨头棒子打外朝。
最好的状况，自然是把棒子丢给外朝啃一啃，喝碗肉汤。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朝局的相对稳定，政治氛围的相对积极。
至于压制外朝，倒也不是非得要硬压——只要刘弘能保证自己永远比国库有钱，且来钱的速度比国库快，就可以了。
就像长跑比赛，要想获得优势，并不是要让对手方向跑到起跑线之后，只要保证自己跑得比对方快，双方的差距在一点点拉大，就可以了。
拿财权之事来说：刘弘凭借少府推行粮食保护价，为自己开了一个大财源，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能试图凭此压制外朝，反而是要为外朝，也开一个财源。
最起码，也要帮丞相府解决今年必然会出现的‘农税根本不够用来维持朝堂运转’的问题。
粮食保护价政策，刘弘自然是不可能交到外朝——甚至于分享，刘弘都没有一点的兴趣！
而今年天下又普遍遭遇粮食歉收的问题，减免农税、口赋，也是刘弘必须要做的。
这种情况下，刘弘就必须帮外朝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以少府的库存做威胁，做夺权的手段，自然也是要做的，但不能全靠少府，甚至不能将此作为主要手段。
外朝主要的问题，就是财政收入来源过于单一，且较为恒定，短时间内无法大幅增长。
尤其是在今年这种特殊状况下，外朝甚至可能要沦落到俸禄都要拖欠的地步！
这种情况下，一个早在前世，就被刘弘刻入脑海的办法，涌现在了刘弘面前。
听闻刘弘以少府相要，审食其果不其然的面色一苦。
很简单的道理：拿人手短，吃人嘴短。
要想从少府拿钱，补贴外朝今年的财政漏洞，外朝必然得付出一些代价。
——拿了少府的钱，总不能还骂少府‘与民争利’吧？
而拿了少府的钱，就等于拿了刘弘地钱；等刘弘以后，提出一些敏感的政策，朝堂还怎么据理力争？
而这，就是财权对于君权的意义：有了钱，就等同于有了话语权。
再把人事权攥在手里，君王就可以时刻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事，局面都还在自己掌控之中。
没让审食其急迫多久，刘弘就将那件为外朝量身定做的办法，尽皆道于二人面前。
“今岁谷不丰登，朕意，趁冬季农闲，发动关中百姓补种宿麦。”
“丞相以为如何？”
一开始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刘弘倒也没想太多——实在是关中粮价起起伏伏，朝局又不太安稳，粮价的起伏对民心的安抚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力···
当时刘弘只想着：以官府出面，将粮食市场彻底垄断，在稳定粮价、稳定人心的同时，趁机捞一笔小钱钱。
但之后，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秋收之后，各地粮食产量报至长安，朝堂为之一振！
紧接着，便是刘弘提出将敖仓之粮搬出，以‘新米换陈粮’的名义，缓解关中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
关中民九十余万户，田亩百万余顷，年粮食产量，大概在四万万五千万石左右。
而这九十余万户，共八百多万百姓，一年的粮食消耗量，也有将近二万万石。
看上去，是不是觉得关中的粮食很富裕，一年种出来的粮食，够吃两年多？
但实际上，账根本不是这么算的~
四万万五千万石粮食的年产量，十五税一的农税比例，意味着关中每年的粮食产出有三千万石，会被用作农税，上缴国库。
而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的口赋，也可以等额换算为：每人每年一石半左右的粮食。
八百多万人，这就又是一千多万石。
除了税、赋吃下去的四千多万石，中枢还要花费大量的钱财，从百姓手中买粮，以做军粮。
——从过去这半年多时间，灌婴、周灶、申屠嘉等大军消耗掉的数百万石粮食，就足以看出这一点。
实际上，除了长安的南北两军、驻扎于飞狐迳的飞军外，汉室漫长的北方防线，还有二十多万戍边战士，需要朝堂供给粮草。
二十多万边军，加上飞狐军、长安南北两军，一年的粮食消耗，也达到了将近七百万石。
再加上不事生产的官员、曹吏、关卒，以及军卒的郡县等，都在加大关中的粮食消耗。
与此同时，汉室还有数万基层官吏，需要中央下发俸禄——粟米。
即便按平均每人每年一百石算，也需要数百万石。
再加上那些带着一家老小几百号人，窝在长安的几百家彻候勋贵，林林总总加到一起，关中每年的粮食消耗，妥妥能够上二万万五千万石。
加上充作税、赋的四千万石，以及官府从民间收购，用作军粮的千万石，关中每年都需要起码三万万石左右的粮食，才能勉强做到自给自足。
粮食产出有四万万五千万，需求却只有三万万，还有一万万五千万石的粮米‘容错率’，去哪儿了？
如此庞大的‘余粮’，为什么关中一出什么风吹草动，粮价就止不住的往上涨？
自然不全是粮商们囤货居奇——如果这个时间点，已经有粮商具备‘吃下万万石粮米’的能量，那绝对活不过第二年春天。
——粮米万万石，折钱近百万万啊！
如今国库加少府一起，都不一定能有这么多钱！
在汉室富可敌国的下场，必然就是被国家视为敌人。
真正的原因是：关中的粮食，并不单单要供给关中，还要从箫关送往北方，以及从函谷关流如关东。
自秦凭借关中之利豪取天下时起，关中在天下人的印象中，就是膏腴之地，天下粮仓。
究其原因，除了关中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以及郑国渠等水利设施外，便是关东、北方糟糕的农耕环境了。
北方自不用说——陇右、北地可耕作土地太少，燕、赵多山丘，上、代二地，更是在汉室受法律认可，连秸秆税都要少收的贫困地区。
关东也好不到哪里去——南方遍地沼池，沿海土地盐碱化，绝大多数地区都很难凭借自身，达到自给自足。
所以每一年，关中都有将近二万万石的粟米会流如关东，以达到粮食市场的相对平衡。
关中人口占天下人口的三分之一，却要承担天下粮食产出的一半以上！
不严谨的说：当关中只能自给自足的时候，关东几乎必然会闹起粮荒。
敖仓存在的意义，便在于此——只有敖仓充盈，关东百姓才会安下心。
因为敖仓有粮，就意味着关中不缺粮！
关中不缺粮，就必然会有粮商，将一车车粮米从函谷运出，售卖于关东各地。
而今年，算是汉初不常见，却也不是第一次的‘意外状况’——关中的粮产，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二，也就是三万万石左右。
这点粮食产量，别说供给关东了，光维持关中人的生存和朝堂的正常运作，都显得有些吃力。
若有无良商贾再趁机搞点事，粮价顿时就会像后世的比特币一样，蹭蹭蹭涨到天际！
而这个状况，刘弘早就预料到；所以才有后来的粮食保护价政策，以求在这种粮食供应量，刚好接近需求量的时候，避免人心动荡。
至于将敖仓的粮食暂时拿出来，倒也不是刘弘真的想要把这笔粮食吃掉，而是预防百姓因粮食歉收产生恐慌，从而将自家产出的粮食都囤在手里。
——关中一年的需求是三万万石，关中今年的产出，也堪堪达到三万万石！
如果真的发生百姓大面积囤积粮食的状况，那到了年底，关中必然会没粮可吃。
——粮食的储存，是需要成本，需要技术的~
如果老百姓能凭借自己那栋破院子，以及老婆孩子搭手，就将几吨粮食保存一年，那粮商这种群体早就灭绝了。
事实是：百姓每年种出数百石粮米，却根本没有能力长期储存。
久而久之，粮商这种群体应然而生，凭借庞大的财力，建立起一座座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仓库，倒腾粮米。
自知无法储存粮食的百姓，也只能认下自己所种的粮食，在粮商手里放了几个月，回来就贵好多钱的现实。
——谁让粮商有本事，能负担得起粮食储存的成本呢？
但今年，状况就不一样了。
和历史上每一次时局动荡一样，老百姓只要感觉到某物价格要涨，就必然会下意识的大量囤积。
后世花花国核泄漏，天朝老百姓疯狂囤盐，就是这个道理。
在明确知晓‘今年收成不好’的情况下，即便明知粮食放在自己手中会坏，百姓也必然会竭尽所能的留下秋收时收获的粮食。
——几百石粮食，撑死也就几万钱。
可万一粮价再涨到开国时的四千钱、八千钱，甚至万钱一石，那这几百石粮食，只要有那么十石没坏，就不亏！
四舍五入，不亏就是赚呐！
再者说了——到了粮价果真涨到几千钱甚至万钱的地步，谁还管粮食坏没坏，变没变质啊···
有的吃就不错了！
腐烂的粮米，总好过树皮草根观音土吧？
让百姓从国家的角度，从整个关中的供求关系看待这个问题，无疑是痴人说梦。
所以，为了让关中百姓确信：无论如何，市场上都会有粮米流通，刘弘才将敖仓那几百万石粮食调了出来，以主爵都尉售卖于各地。
不用太久，只要再过一个月，主爵都尉貌似卖不完的粟米，就足以让百姓放下心中担忧，将存粮卖给少府。
到了那时，几万万石粮食回笼，敖仓那几百万石，也就不算什么了——随便倒腾倒腾，就能补进去。
少府也能凭借粮食垄断生意，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收获庞大的财富——哪怕一石粮食只赚十钱，数万万石粮，那就是数十万万钱，几乎都要赶上汉室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了！
——没错，刘弘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一开始看重的确实是钱。
连带着也有一些‘稳定人心’‘安抚民心’的考虑。
但刘弘万万没想到：自己为了开财源而推行的粮食保护价政策，居然炸出了另外的惊喜！
早在刘弘‘替敖仓之粮’的提议在朝议中通过，朝堂各部门之间，就开始暗流涌动了起来。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敖仓的米粮，必须由我们负责售卖！
当时的状况，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就连跟粮食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典客，都曾经试图染指此事！
只不过当时，齐王一门的叛乱还笼罩在长安中央头顶，此事就被刘弘压了下去。
而之后发生的事，就着实让刘弘瞠目结舌了。
——当朝丞相，被太祖高皇帝封为辟阳侯的审食其，居然在司马门外，跟少府田叔打起来了！
除闻这则消息，刘弘差点没把下巴给吓掉！
撇开审食其和田叔之间，歪七扭八的搭着一点香火情不说，光是两人的年纪，都让刘弘狠狠捏了一把汗！
审食其，那可是自楚汉争霸时起，就跟在吕后身边的小跟班，如今可已经七十多岁！
田叔也早在张敖尚为赵王太子之时，就投效张敖做了门客，也起码有五十岁了。
一个五十岁的小老头，跟一个七十多岁，牙都快掉光了的老爷爷干架？
这样的事，恐怕也只有西汉的朝臣，能做得出来···
当刘弘将二人召回宫中，询问事发缘由时，一个血淋淋的真相，摆在了刘弘地面前。
——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推行，真正的阻力并不在朝堂勋贵，而是在丞相这里！
审食其和田叔争的，看上去是敖仓之粮的掌管权、售卖权，但实际上，审食其想要的，却是将粮食保护价政策，纳入自己的掌控下！
准确的说，是相权天生具备的揽权欲，逼得审食其，想要把粮食保护价这个名利双收的项目，掌控在丞相府门下。
想明白这一层，刘弘再回过头去看，才发现自己犯了怎样的错误···
——天下农业产出总体歉收，农税下降，国库收入减少，丞相府失去了一部分行政自主权，以及政治话语权。
而少府的收入——口赋，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不说，少府反倒将主爵都尉这颗摇钱树，死死攥在了自己手里。
如果没有粮食保护价，倒也没什么——左右不过是丞相府勒紧裤腰带，再低声下气求一求皇帝，把这一年应付过去；等来年收成好了，一切又恢复如初。
而恰恰是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出现，让丞相乃至于整个朝堂，闻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有主爵都尉和粮食保护价的存在，少府必然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富裕起来，而少府财富的增长，就等同于刘弘地财务权增长。
换而言之，只凭粮食保护价这一件，刘弘的权势，就将在不远的将来水涨船高。
——历史上，武帝可就是凭借少府那堆积如山的粮食，和那些串绳都腐烂的铜钱，才能撇开整个朝堂单干的！
而刘弘凭着粮食保护价政策，将很可能在短短十年，甚至五、六年的时间内，完成历史上文、景两代数十年的物质积累。
反观朝堂，或者说丞相掌控下的国库，依旧是每年十几万万，撑死不到二十万万钱的农税收入。
存钱自不用说——能用每年年初收上来的农税，把当年的事情办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样的危机感，对于封建时代的臣子，尤其是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而言，绝对是无法忍受的。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对于刘弘凭借粮食保护价捞钱，朝堂根本无能为力；但对于国库的收入，刘弘是有能力影响的。
——农税收多少，皇帝说了算！
这也是刘弘最早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时，曾歪歪过的美好场景：等少府能凭借买卖粮食，年入四五十万万钱，刘弘就可以大笔一挥，免个一两年农税！
狠狠收割一波民心不说，还能让丞相府陷入‘没钱用’的尴尬之中，从而只能向刘弘开口。
可刘弘没意识到的是：如此简单浅显的道理，自己能看出来，这些沁寂宦海数十年，甚至见识过王朝更迭的政治家们，也同样看得出来！
当皇帝透露出‘爷们儿要把你们丢下，自己一个人玩儿了’的讯息时，官僚会做出什么反应？
非暴力不合作都是轻的——怕不是舆论会马上掀起对刘弘的谴责，什么独夫、暴君的头衔，一股脑的全扣过来！
甚至于有人内联朝堂，外结诸侯，再上演一出‘诸侯大臣共诛某某’也未可知！
想清楚这些之后，刘弘再回头去看自己曾经的规划，无疑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天真。
只要政权还处于封建时代，君王想要带领国民进行文明升级，那官僚，就必然会被君王所需要。
在封建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失去官僚集团的拥护之后，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刘弘也从这件中意识到：要想完成胸中的远大抱负，不能一味的敌视、防备官僚，而是要在戒备的同时，尽量促成双方的共赢。
说白了：既然刘弘吃了肉，就不能还拿着骨头棒子打外朝。
最好的状况，自然是把棒子丢给外朝啃一啃，喝碗肉汤。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朝局的相对稳定，政治氛围的相对积极。
至于压制外朝，倒也不是非得要硬压——只要刘弘能保证自己永远比国库有钱，且来钱的速度比国库快，就可以了。
就像长跑比赛，要想获得优势，并不是要让对手方向跑到起跑线之后，只要保证自己跑得比对方快，双方的差距在一点点拉大，就可以了。
拿财权之事来说：刘弘凭借少府推行粮食保护价，为自己开了一个大财源，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能试图凭此压制外朝，反而是要为外朝，也开一个财源。
最起码，也要帮丞相府解决今年必然会出现的‘农税根本不够用来维持朝堂运转’的问题。
粮食保护价政策，刘弘自然是不可能交到外朝——甚至于分享，刘弘都没有一点的兴趣！
而今年天下又普遍遭遇粮食歉收的问题，减免农税、口赋，也是刘弘必须要做的。
这种情况下，刘弘就必须帮外朝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以少府的库存做威胁，做夺权的手段，自然也是要做的，但不能全靠少府，甚至不能将此作为主要手段。
外朝主要的问题，就是财政收入来源过于单一，且较为恒定，短时间内无法大幅增长。
尤其是在今年这种特殊状况下，外朝甚至可能要沦落到俸禄都要拖欠的地步！
这种情况下，一个早在前世，就被刘弘刻入脑海的办法，涌现在了刘弘面前。
听闻刘弘以少府相要，审食其果不其然的面色一苦。
很简单的道理：拿人手短，吃人嘴短。
要想从少府拿钱，补贴外朝今年的财政漏洞，外朝必然得付出一些代价。
——拿了少府的钱，总不能还骂少府‘与民争利’吧？
而拿了少府的钱，就等于拿了刘弘地钱；等刘弘以后，提出一些敏感的政策，朝堂还怎么据理力争？
而这，就是财权对于君权的意义：有了钱，就等同于有了话语权。
再把人事权攥在手里，君王就可以时刻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事，局面都还在自己掌控之中。
没让审食其急迫多久，刘弘就将那件为外朝量身定做的办法，尽皆道于二人面前。
“今岁谷不丰登，朕意，趁冬季农闲，发动关中百姓补种宿麦。”
“丞相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