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9章 蛐蛐罐儿
正在吃饭的时候，谭千常给唐易打了个电话，说：那件明代宣德鎏金绿度母铜像的事儿，因为这案子的情况，被有些人知道了，打听下能不能出手？
“是闵天想要么？”唐易想了想，直接问道。
“是。”谭千常也没再隐瞒，“他问了我一句。”
闵天在庄子梦蝶青花大罐上吃了一次大亏。当时还让唐易掌眼来着，唐易说得模棱两可，他当成是暗示真的了，后来才通过沈松岩搞明白了。不过，这事儿赖不着唐易，算他没琢磨明白。
现在，这宣德鎏金绿度母铜造像，既然传出来是唐易被盗的东西，那铁定是真的了。而且闵天信佛，加上又是精品，所以动了点儿想法。他自己问不好意思也怕被拂了口，想了想，找了谭千常。
佛教从印度传到华夏，演化出了很多本土的东西，而且藏传佛教和中原佛教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现在很多信佛的普通人，不会去过细的讲究，供奉佛像也是如此。别看闵天是玉器行业的牛逼人物，但是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讲究。
“你想捧着他顶事儿，你在下面游刃有余，这个思路我不反对，不过这东西，我确实不能出手，太难找了。”唐易和谭千常也不来虚的。
“行，我明白了，你有个话就行，我好答复他。”谭千常又说了两句，便挂了电话。
“明代永乐、宣德的东西，现在只要是真品，基本没什么低价。”司马六接住话茬说道，“我看新闻，这两天港岛有块永乐的九宫八卦牌上牌，落槌价儿四百八十万港币，就那么一块小牌子。我看下面就有评论说，逢永宣，必出高价。”
“明代永乐和宣德朝的东西，确实是特别值得收藏的。”聊起这个，唐易的话头儿也起来了，顺道多说了几句。
国力和皇帝特点，决定了艺术成就，这个不能说百分之百对，但是基本上是对的，起码是很有道理的。
永乐皇帝朱棣，虽然人比较狠，他是家族内造反的皇帝，算是夺了自己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手段也很极端，但是他在位的二十多年，国力得到明显提升，尤其是他干了很多大事儿，比如迁都、建故宫。没他就没有今天的故宫。
再比如《永乐大典》，还有郑和下西洋，等等。
不难看出，朱棣的气魄很大。从艺术品上来说，尺寸就大，比如青花大盘，那个头儿；气势也很猛，玩古的都知道，永乐时期的龙纹，状态很凶猛很有气势，那眼神儿冷不伶仃一碰，震慑人心，算是明清两朝之最。
如果在现实中，有人给你看一件瓷器，说是永乐的，上面带龙纹，你只需要看一眼那龙，只要是没气势，别的甚至都不用看，这就不对！
再说宣德皇帝朱瞻基，是朱棣的孙子，这个人除了治理国家有一套，还有个特点，爱好艺术。皇帝爱好艺术，当朝的艺术品差不了。宋徽宗时期的书画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精品，无比繁荣？因为他自己就是个书画家。
宣德朝最出名的，宣德炉。直接用朱瞻基的年号命名。铜器，瓷器，宣德朝都出现了一个顶峰状态。
在宣德朝，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瓷器艺术品，别的朝代都不能比，蛐蛐罐儿。
宣德皇帝是个治理国家的好皇帝，不过人家也得有点儿爱好，他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斗蛐蛐。以致于后代史官有人称他为“蛐蛐皇帝”。这种以偏概全的劣性，很多人都有，好像只有二十四小时批阅奏折，咳血类似的才是好皇帝。咸丰皇帝咳血死的，肺结核，他是好皇帝么？
这个宣德的瓷器蛐蛐罐儿，传世的非常非常少，估计目前存世的恐怕是个位数儿，不要说唐易手头没有，台岛故宫里，宣德瓷器收藏了多少件？根据各种资料显示，有一千多件，但是一个蛐蛐罐儿也没有！据说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不知道是蛐蛐罐儿，只是觉得形制特殊，制作精美，后来才有人研究出来，原来是个蛐蛐罐儿。
为什么传世的这么少，史料中有过记载陈述：宣庙崩，太后即命将宫中玩好之物，悉皆罢去。宣德死了，他老娘张太后，把他玩儿的这些个东西，全给毁了。
说道这个，唐易在瓷都也听说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瓷都出土过一些青花残片，出土之后，专家拼凑过，就是蛐蛐罐儿，大致能拼凑出二十多个，而且能看出来，是故意砸的！这个和史料就对起来了。”
“宣德蛐蛐罐儿，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司马六咋舌，“怪不得也没听说什么博物馆里有。”
“说起这个，又不得不说倭国鬼子，倭国有个美术馆里就有一件，很完整，带着盖儿，瑞兽纹饰，我看过图册。”唐易接口道。
“听着就来气！”司马六喝了一口酒。
“呵呵，好东西咱没有外国有的，不少呢，你气得过来么？”唐易笑笑，“现在保住不继续外流，都是个很困难的事儿。所以啊，见到永宣时期的精品，可得抓好了，不能放手。”
永宣这个称呼，前面说过，隔了一个洪熙，因为洪熙皇帝在位不到一年，世人常称为永宣盛世，《明史》里面，对这三十几年的盛世，用过一个形容词儿，叫做“蒸然”。非常形象贴切，蒸蒸日上，蔚为大观。
“都说永宣不分，你弄几句心得我们听听呗？”司马六听着听着，忽然提了一句。
玩瓷器的，永宣不分是一句老话，的确不好区分，尤其是当时很多官窑器也都不带款儿。
唐易想了想，“技术上来说，大致有三点，第一个呢，永乐的釉，相对光滑，宣德的，出现橘皮纹的多。第二个，永乐的胎偏轻，宣德偏重。第三个，永乐青花的晕散轻一些，显得清亮一点儿，宣德的晕散重一些。”
顿了顿，唐易又道，“不过这都不是绝对的，还得具体东西具体分析。我说的三点，只能作为基础性判断。”
“是闵天想要么？”唐易想了想，直接问道。
“是。”谭千常也没再隐瞒，“他问了我一句。”
闵天在庄子梦蝶青花大罐上吃了一次大亏。当时还让唐易掌眼来着，唐易说得模棱两可，他当成是暗示真的了，后来才通过沈松岩搞明白了。不过，这事儿赖不着唐易，算他没琢磨明白。
现在，这宣德鎏金绿度母铜造像，既然传出来是唐易被盗的东西，那铁定是真的了。而且闵天信佛，加上又是精品，所以动了点儿想法。他自己问不好意思也怕被拂了口，想了想，找了谭千常。
佛教从印度传到华夏，演化出了很多本土的东西，而且藏传佛教和中原佛教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现在很多信佛的普通人，不会去过细的讲究，供奉佛像也是如此。别看闵天是玉器行业的牛逼人物，但是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讲究。
“你想捧着他顶事儿，你在下面游刃有余，这个思路我不反对，不过这东西，我确实不能出手，太难找了。”唐易和谭千常也不来虚的。
“行，我明白了，你有个话就行，我好答复他。”谭千常又说了两句，便挂了电话。
“明代永乐、宣德的东西，现在只要是真品，基本没什么低价。”司马六接住话茬说道，“我看新闻，这两天港岛有块永乐的九宫八卦牌上牌，落槌价儿四百八十万港币，就那么一块小牌子。我看下面就有评论说，逢永宣，必出高价。”
“明代永乐和宣德朝的东西，确实是特别值得收藏的。”聊起这个，唐易的话头儿也起来了，顺道多说了几句。
国力和皇帝特点，决定了艺术成就，这个不能说百分之百对，但是基本上是对的，起码是很有道理的。
永乐皇帝朱棣，虽然人比较狠，他是家族内造反的皇帝，算是夺了自己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手段也很极端，但是他在位的二十多年，国力得到明显提升，尤其是他干了很多大事儿，比如迁都、建故宫。没他就没有今天的故宫。
再比如《永乐大典》，还有郑和下西洋，等等。
不难看出，朱棣的气魄很大。从艺术品上来说，尺寸就大，比如青花大盘，那个头儿；气势也很猛，玩古的都知道，永乐时期的龙纹，状态很凶猛很有气势，那眼神儿冷不伶仃一碰，震慑人心，算是明清两朝之最。
如果在现实中，有人给你看一件瓷器，说是永乐的，上面带龙纹，你只需要看一眼那龙，只要是没气势，别的甚至都不用看，这就不对！
再说宣德皇帝朱瞻基，是朱棣的孙子，这个人除了治理国家有一套，还有个特点，爱好艺术。皇帝爱好艺术，当朝的艺术品差不了。宋徽宗时期的书画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精品，无比繁荣？因为他自己就是个书画家。
宣德朝最出名的，宣德炉。直接用朱瞻基的年号命名。铜器，瓷器，宣德朝都出现了一个顶峰状态。
在宣德朝，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瓷器艺术品，别的朝代都不能比，蛐蛐罐儿。
宣德皇帝是个治理国家的好皇帝，不过人家也得有点儿爱好，他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斗蛐蛐。以致于后代史官有人称他为“蛐蛐皇帝”。这种以偏概全的劣性，很多人都有，好像只有二十四小时批阅奏折，咳血类似的才是好皇帝。咸丰皇帝咳血死的，肺结核，他是好皇帝么？
这个宣德的瓷器蛐蛐罐儿，传世的非常非常少，估计目前存世的恐怕是个位数儿，不要说唐易手头没有，台岛故宫里，宣德瓷器收藏了多少件？根据各种资料显示，有一千多件，但是一个蛐蛐罐儿也没有！据说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不知道是蛐蛐罐儿，只是觉得形制特殊，制作精美，后来才有人研究出来，原来是个蛐蛐罐儿。
为什么传世的这么少，史料中有过记载陈述：宣庙崩，太后即命将宫中玩好之物，悉皆罢去。宣德死了，他老娘张太后，把他玩儿的这些个东西，全给毁了。
说道这个，唐易在瓷都也听说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瓷都出土过一些青花残片，出土之后，专家拼凑过，就是蛐蛐罐儿，大致能拼凑出二十多个，而且能看出来，是故意砸的！这个和史料就对起来了。”
“宣德蛐蛐罐儿，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司马六咋舌，“怪不得也没听说什么博物馆里有。”
“说起这个，又不得不说倭国鬼子，倭国有个美术馆里就有一件，很完整，带着盖儿，瑞兽纹饰，我看过图册。”唐易接口道。
“听着就来气！”司马六喝了一口酒。
“呵呵，好东西咱没有外国有的，不少呢，你气得过来么？”唐易笑笑，“现在保住不继续外流，都是个很困难的事儿。所以啊，见到永宣时期的精品，可得抓好了，不能放手。”
永宣这个称呼，前面说过，隔了一个洪熙，因为洪熙皇帝在位不到一年，世人常称为永宣盛世，《明史》里面，对这三十几年的盛世，用过一个形容词儿，叫做“蒸然”。非常形象贴切，蒸蒸日上，蔚为大观。
“都说永宣不分，你弄几句心得我们听听呗？”司马六听着听着，忽然提了一句。
玩瓷器的，永宣不分是一句老话，的确不好区分，尤其是当时很多官窑器也都不带款儿。
唐易想了想，“技术上来说，大致有三点，第一个呢，永乐的釉，相对光滑，宣德的，出现橘皮纹的多。第二个，永乐的胎偏轻，宣德偏重。第三个，永乐青花的晕散轻一些，显得清亮一点儿，宣德的晕散重一些。”
顿了顿，唐易又道，“不过这都不是绝对的，还得具体东西具体分析。我说的三点，只能作为基础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