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良渚遗址的历史实证价值
良渚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建造于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间的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以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为主的出土物，揭示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并以其时间早、成就高、内容丰富而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我国5000年的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一、良渚古城的城市形态：早期城市文明的见证
（一）良渚古城功能分区：区域性国家的权力象征
良渚古城遗址以其6.31平方公里的占地规模，成为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约3.65万平方公里内规模与等级最高的考古遗址，并以宫殿区、封闭式内城、半封闭式外城遗址（含人工台地）揭示了城市所特有的空间形制、功能分区、防御功能、社会分工等复杂现象；其中尤以宫殿区的出现，揭示了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存在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现象，而以宫殿区为中心的三重向心式规划布局，突显了该城址作为环太湖地区在距今5000年时所存在的一个早期国家的权力中心地位。
（二）良渚古城选址：对地理环境因素的综合考虑
良渚古城遗址在选址上呈现为偏于良渚文化分布区暨位于区域性国家的西南隅、而非几何中心，这种权力中心与地理中心的不对应，体现了良渚古城在选址上对交通、水利、农业、山地资源和对洪涝灾害的安全性等因素的综合考虑。
（三）城乡分野：良渚社会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
在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内，迄今为止没有找到稻田遗迹；良渚古城周边的河网平原地带颇为辽阔（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以上），可用作栽培水稻的种植区域；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周边地带发现若干小型聚落遗址，包括带有稻田遗迹的玉架山遗址等。我国古代史料记载，中国成熟国家的都城一般都在城外划定一定范围的土地与人口作为都城的直辖区，用作维持城内非农业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由此推测，作为区域性早期国家，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野土地空间布局。
（四）良渚文化聚落群：同期遗址间的层级差异
良渚遗址的规模与出土玉器表明，其与环太湖地区分布的600多处同期遗址之间既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又存在着大约4种等级的聚落差异，揭示出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管理层级与控制秩序。
二、社会阶层的多级分化：社会结构复杂化的见证
（一）区分等级的墓地：丧葬制度与随葬品
良渚古城遗址内外的诸多丧葬遗址在多方面表现出等级差异：一是墓地与城市不同功能区的位置关系，“王陵”和贵族墓葬等高等级墓葬位于良渚古城的中心——莫角山宫殿区附近，而平民墓葬等低等级墓葬大都位于距离莫角山宫殿区较远的外城等地；二是墓地的地形地势特征，高等级墓葬往往建造于地势高耸地带，而低等级墓葬则大多建造于地势低洼地带；三是墓葬坑的大小规模与排列规则，高等级墓葬的墓葬坑规模较大，排列有序，而低等级墓葬的墓葬坑规模较小，排列杂乱无章，且多有互相打破现象；四是墓葬坑的随葬品、特别是玉器的等级高低、数量多寡、品类丰富程度，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中，高等级玉器较多、品类丰富，低等级墓葬的随葬品中，高等级玉器较少、品类较为单一。这些现象直接揭示了良渚文化时期社会上至少存在着4种以上的阶层分化，形成社会地位与身份等方面的多重级差。
（二）三重空间的都城格局：功能分区的良渚古城
依据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城址区的功能分区由内而外存在3个内容：一是城中台地莫角山拥有最中心的位置、最高的地势，其上有开阔的广场、3处大小不一的台地以及35处房屋基址，应当是良渚文化时期最高统治者的活动与居住场所，即“宫殿区”；二是在宫殿区以外的内城部分发现大量人工台地，出土的遗存显示出属于手工业作坊的活动区，即“手工作坊区”；其中发现的治玉遗迹最多，应当为治玉人的主要生活居住场所，依据良渚文化时期玉器的资源控制与加工技艺对于维护国家统治所具有的重要性，治玉人的身份或高于普通的城市居民，因此，这一城址区内的居民身份不同于西方早期城市具有商贸性质的手工作坊区；三是在外城、特别是城垣的外缘发现了比宫殿区和内城都要多得多的大量生活垃圾，城垣上也有少量手工业遗迹，或可属“一般居民区”。良渚古城的三重不同功能的布局已经揭示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存在着阶层分化，至少包括社会身份差异与分工不同。
（三）出土玉器：用玉制度见证的阶层分化
在分等级墓地中，高等级墓地的墓葬中大多包含有玉琮、玉钺，尤以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器中同时包含了刻有统一纹徽的、在器形与纹样方面最为经典的玉琮和玉钺，同时其位于成排墓葬的中间，意味着反山墓地存在一个身份高于周边墓葬的人物；而在良渚古城遗址最低等级的墓地卞家山的墓坑中，完全没有成型玉器出现。显而易见，在不同等级的墓地中，玉器品类的配置存在着一定的规制，意味着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在丧葬时的玉器配制待遇是不同的。这一现象也进一步验证了良渚文化时期已经明显存在社会阶层的分化。
三、社会的组织管理能力：早期成熟国家的见证
（一）城址与水坝的土石工程：大型工程的组织管理能力
良渚古城遗址留存下来的遗迹显示出这个早期国家曾经开展过两大土石工程，一是建城、一是建水坝。据考古人员测算，工程涉及土石方量总计约为1000万立方米（其中古城约717万立方米、水坝约288万立方米）以上，其中还未包含反复修补的工程量。这一工程量堪称“浩大”，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劳动力与工作日等假设条件进行测算，都是一项巨大的、非同一般的建造工程，同时还存在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材料的采集、运输、制作以及工程实施建造等一系列工序，都需要相当的组织管理能力，需要具备一种区域性国家层面的公权力予以支撑。简言之，这些工程所用人力、物力、财力需要高度集权和复杂的社会组织才能完成。由此，可以见证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已经具备了应对如此复杂需求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
（二）玉料加工遗迹：治玉手工业的组织管理能力
通过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发现，在良渚古城遗址中有大量玉器加工遗迹，而良渚古城之外的同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在质料、工艺、纹饰、风格等方面与良渚古城内出土的玉器极为相近。据考古研究推测，遍布整个区域性国家的玉器，特别是玉琮，应当是在良渚古城制作完成后，作为某种象征意义的行为发往其它良渚文化聚落。因此，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如此大规模的良渚玉器制作是需要相当数量的专业手工业者的。同时，在治玉过程中，必然存在着采集、成坯、切割、钻、抛光、雕刻等一系列工艺环节，都需要整个社会具备相当的专业技工、甚至专业的组织管理能力。因此，良渚文明的发展动力不仅来自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系统两大土石工程，也来自相当规模的治玉手工业。
（三）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的对比与分析：文明进程的促因
以良渚遗址所展现的良渚社会的大型工程组织管理能力，不仅明显超过了长江流域已知的史前社会，甚至在其后黄河文明的若干早期国家、乃至早期成熟国家的历史信息中，也鲜有可超越者。这种史无前例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显然极大地促进了良渚社会的复杂程度，提升了良渚社会管理者的地位，揭示了良渚社会统治者的职责从祈神转向了神王权力结合的过程与动因。良渚古城与外围水利系统两大建造工程以及颇具规模的治玉手工业明显促成了良渚社会的复杂程度，使之成为在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期间，我国长江流域早期国家的杰出代表。除了没有发现文字和统治者的世系，其社会复杂程度以及都城的规模甚至不亚于黄河文明的早期成熟国家。
四、区域性的国家形态：“神王之国”的见证
（一）神人兽面纹：具有一神教意义的统一信仰
在良渚玉器中，纹样精致且震慑人心的“神人兽面纹”不仅展现出不同于我国其它玉文化以动物造型为主题的特征，更是以其出现在所有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特征，揭示出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信仰。“在世界范围内，一神教是后起的、高级的宗教形态。它的发生兴起，都和民族崛起、国家政治集权化等大型事件有关。因此，一神教不仅仅是人民自发而纯粹的精神信仰，其本质是按照需求被创造出来的政治宗教。”结合良渚古城在区域性文明进展中的突变现象，“这个神人形象肯定在从崧泽向良渚的社会转型中起到了凝聚人民力量的重大政治作用”。与世界诸多早期文明的早期国家对比，具有一神教现象的实为罕见，更多存在的是自然神或祖先崇拜类的信仰方式。因此，在信仰方面，良渚社会的复杂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二）瑶山与反山墓地：神与王的社会权力重心位移
在良渚古城的高等级墓地中，以瑶山与反山最具代表性。两处墓地都借助了自然地形、并辅以人工堆筑工程。其间的差异为：瑶山墓地（约公元前3100年之前）位于良渚古城外东北方向约5公里处，先于良渚古城建造，墓葬叠压在早期的祭坛遗址之上，与神权的关联较为密切。反山墓地（约公元前3150年-公元前2950年）则紧邻城址中心的莫角山宫殿区（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850年），始建年代早于莫角山，其后又与之并存，明显表现出与王权的兴起具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当反山成为继瑶山之后的贵族墓地兴起之际，良渚社会集中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建造工程，包括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约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650年）、莫角山宫殿区、内城以及钟家港台地与古河道、等等，揭示出良渚古国在崛起过程中，当时大规模建造工程的组织管理需求促成了王权的兴起。
（三）反山12号墓出土的器形与纹样最为经典的玉琮和玉钺：神王合一的国家形态
受大型工程的组织管理能力的挑战，良渚社会的王权明显上升，至反山12号墓出土刻有统一“神人兽面纹”的“玉琮王”和“玉钺王”，良渚文化至此已经实现了神权与王权集于一人的统治形态，形成所谓“神王之国”的早期国家形态。这种良渚文化时期出现的国家形态——以祭祀与军事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主题，在2000多年后中国最早编年体史书《左传》中被明确提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明春秋时期仍将祭祀活动用作维护国家公权力的重要功能，由统治者所承续和履行。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视作正统的“君权神授”理念，可在约公元前3000年的良渚反山12号墓中获得直接物证。
五、稻作农业的生业方式：早期稻作文明的见证
良渚古城遗址已经发现2处大规模稻谷遗存，均位于宫殿区范围内，一是在莫角山宫殿区东坡的灰坑里，发现约2.6万斤稻谷，二是在莫角山宫殿区西南部的池中寺台地下埋有大规模的炭化稻谷堆积，数量颇为可观，总体量约6000立方米，约40万斤。此外，在莫角山西南坡的发掘过程中也发现过数量可观的炭化稻谷堆积。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目前所知的世界稻作农业发源地，稻作驯化始于10000多年以前。在自崧泽文化晚期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的犁、耘田器等稻作工具的助推下，环太湖地区的稻作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扩散，稻米逐渐成为主食。良渚文化时期，稻作水平已达到很高水平。除了生产工具的进化之外，当时的气候变化明显促成了环太湖地区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有效支撑了以良渚古城为权力中心的良渚社会的城市文明，形成了区域性早期国家。
一、良渚古城的城市形态：早期城市文明的见证
（一）良渚古城功能分区：区域性国家的权力象征
良渚古城遗址以其6.31平方公里的占地规模，成为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约3.65万平方公里内规模与等级最高的考古遗址，并以宫殿区、封闭式内城、半封闭式外城遗址（含人工台地）揭示了城市所特有的空间形制、功能分区、防御功能、社会分工等复杂现象；其中尤以宫殿区的出现，揭示了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存在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现象，而以宫殿区为中心的三重向心式规划布局，突显了该城址作为环太湖地区在距今5000年时所存在的一个早期国家的权力中心地位。
（二）良渚古城选址：对地理环境因素的综合考虑
良渚古城遗址在选址上呈现为偏于良渚文化分布区暨位于区域性国家的西南隅、而非几何中心，这种权力中心与地理中心的不对应，体现了良渚古城在选址上对交通、水利、农业、山地资源和对洪涝灾害的安全性等因素的综合考虑。
（三）城乡分野：良渚社会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
在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内，迄今为止没有找到稻田遗迹；良渚古城周边的河网平原地带颇为辽阔（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以上），可用作栽培水稻的种植区域；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周边地带发现若干小型聚落遗址，包括带有稻田遗迹的玉架山遗址等。我国古代史料记载，中国成熟国家的都城一般都在城外划定一定范围的土地与人口作为都城的直辖区，用作维持城内非农业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由此推测，作为区域性早期国家，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野土地空间布局。
（四）良渚文化聚落群：同期遗址间的层级差异
良渚遗址的规模与出土玉器表明，其与环太湖地区分布的600多处同期遗址之间既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又存在着大约4种等级的聚落差异，揭示出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管理层级与控制秩序。
二、社会阶层的多级分化：社会结构复杂化的见证
（一）区分等级的墓地：丧葬制度与随葬品
良渚古城遗址内外的诸多丧葬遗址在多方面表现出等级差异：一是墓地与城市不同功能区的位置关系，“王陵”和贵族墓葬等高等级墓葬位于良渚古城的中心——莫角山宫殿区附近，而平民墓葬等低等级墓葬大都位于距离莫角山宫殿区较远的外城等地；二是墓地的地形地势特征，高等级墓葬往往建造于地势高耸地带，而低等级墓葬则大多建造于地势低洼地带；三是墓葬坑的大小规模与排列规则，高等级墓葬的墓葬坑规模较大，排列有序，而低等级墓葬的墓葬坑规模较小，排列杂乱无章，且多有互相打破现象；四是墓葬坑的随葬品、特别是玉器的等级高低、数量多寡、品类丰富程度，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中，高等级玉器较多、品类丰富，低等级墓葬的随葬品中，高等级玉器较少、品类较为单一。这些现象直接揭示了良渚文化时期社会上至少存在着4种以上的阶层分化，形成社会地位与身份等方面的多重级差。
（二）三重空间的都城格局：功能分区的良渚古城
依据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城址区的功能分区由内而外存在3个内容：一是城中台地莫角山拥有最中心的位置、最高的地势，其上有开阔的广场、3处大小不一的台地以及35处房屋基址，应当是良渚文化时期最高统治者的活动与居住场所，即“宫殿区”；二是在宫殿区以外的内城部分发现大量人工台地，出土的遗存显示出属于手工业作坊的活动区，即“手工作坊区”；其中发现的治玉遗迹最多，应当为治玉人的主要生活居住场所，依据良渚文化时期玉器的资源控制与加工技艺对于维护国家统治所具有的重要性，治玉人的身份或高于普通的城市居民，因此，这一城址区内的居民身份不同于西方早期城市具有商贸性质的手工作坊区；三是在外城、特别是城垣的外缘发现了比宫殿区和内城都要多得多的大量生活垃圾，城垣上也有少量手工业遗迹，或可属“一般居民区”。良渚古城的三重不同功能的布局已经揭示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存在着阶层分化，至少包括社会身份差异与分工不同。
（三）出土玉器：用玉制度见证的阶层分化
在分等级墓地中，高等级墓地的墓葬中大多包含有玉琮、玉钺，尤以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器中同时包含了刻有统一纹徽的、在器形与纹样方面最为经典的玉琮和玉钺，同时其位于成排墓葬的中间，意味着反山墓地存在一个身份高于周边墓葬的人物；而在良渚古城遗址最低等级的墓地卞家山的墓坑中，完全没有成型玉器出现。显而易见，在不同等级的墓地中，玉器品类的配置存在着一定的规制，意味着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在丧葬时的玉器配制待遇是不同的。这一现象也进一步验证了良渚文化时期已经明显存在社会阶层的分化。
三、社会的组织管理能力：早期成熟国家的见证
（一）城址与水坝的土石工程：大型工程的组织管理能力
良渚古城遗址留存下来的遗迹显示出这个早期国家曾经开展过两大土石工程，一是建城、一是建水坝。据考古人员测算，工程涉及土石方量总计约为1000万立方米（其中古城约717万立方米、水坝约288万立方米）以上，其中还未包含反复修补的工程量。这一工程量堪称“浩大”，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劳动力与工作日等假设条件进行测算，都是一项巨大的、非同一般的建造工程，同时还存在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材料的采集、运输、制作以及工程实施建造等一系列工序，都需要相当的组织管理能力，需要具备一种区域性国家层面的公权力予以支撑。简言之，这些工程所用人力、物力、财力需要高度集权和复杂的社会组织才能完成。由此，可以见证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已经具备了应对如此复杂需求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
（二）玉料加工遗迹：治玉手工业的组织管理能力
通过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发现，在良渚古城遗址中有大量玉器加工遗迹，而良渚古城之外的同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在质料、工艺、纹饰、风格等方面与良渚古城内出土的玉器极为相近。据考古研究推测，遍布整个区域性国家的玉器，特别是玉琮，应当是在良渚古城制作完成后，作为某种象征意义的行为发往其它良渚文化聚落。因此，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如此大规模的良渚玉器制作是需要相当数量的专业手工业者的。同时，在治玉过程中，必然存在着采集、成坯、切割、钻、抛光、雕刻等一系列工艺环节，都需要整个社会具备相当的专业技工、甚至专业的组织管理能力。因此，良渚文明的发展动力不仅来自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系统两大土石工程，也来自相当规模的治玉手工业。
（三）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的对比与分析：文明进程的促因
以良渚遗址所展现的良渚社会的大型工程组织管理能力，不仅明显超过了长江流域已知的史前社会，甚至在其后黄河文明的若干早期国家、乃至早期成熟国家的历史信息中，也鲜有可超越者。这种史无前例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显然极大地促进了良渚社会的复杂程度，提升了良渚社会管理者的地位，揭示了良渚社会统治者的职责从祈神转向了神王权力结合的过程与动因。良渚古城与外围水利系统两大建造工程以及颇具规模的治玉手工业明显促成了良渚社会的复杂程度，使之成为在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期间，我国长江流域早期国家的杰出代表。除了没有发现文字和统治者的世系，其社会复杂程度以及都城的规模甚至不亚于黄河文明的早期成熟国家。
四、区域性的国家形态：“神王之国”的见证
（一）神人兽面纹：具有一神教意义的统一信仰
在良渚玉器中，纹样精致且震慑人心的“神人兽面纹”不仅展现出不同于我国其它玉文化以动物造型为主题的特征，更是以其出现在所有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特征，揭示出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信仰。“在世界范围内，一神教是后起的、高级的宗教形态。它的发生兴起，都和民族崛起、国家政治集权化等大型事件有关。因此，一神教不仅仅是人民自发而纯粹的精神信仰，其本质是按照需求被创造出来的政治宗教。”结合良渚古城在区域性文明进展中的突变现象，“这个神人形象肯定在从崧泽向良渚的社会转型中起到了凝聚人民力量的重大政治作用”。与世界诸多早期文明的早期国家对比，具有一神教现象的实为罕见，更多存在的是自然神或祖先崇拜类的信仰方式。因此，在信仰方面，良渚社会的复杂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二）瑶山与反山墓地：神与王的社会权力重心位移
在良渚古城的高等级墓地中，以瑶山与反山最具代表性。两处墓地都借助了自然地形、并辅以人工堆筑工程。其间的差异为：瑶山墓地（约公元前3100年之前）位于良渚古城外东北方向约5公里处，先于良渚古城建造，墓葬叠压在早期的祭坛遗址之上，与神权的关联较为密切。反山墓地（约公元前3150年-公元前2950年）则紧邻城址中心的莫角山宫殿区（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850年），始建年代早于莫角山，其后又与之并存，明显表现出与王权的兴起具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当反山成为继瑶山之后的贵族墓地兴起之际，良渚社会集中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建造工程，包括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约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650年）、莫角山宫殿区、内城以及钟家港台地与古河道、等等，揭示出良渚古国在崛起过程中，当时大规模建造工程的组织管理需求促成了王权的兴起。
（三）反山12号墓出土的器形与纹样最为经典的玉琮和玉钺：神王合一的国家形态
受大型工程的组织管理能力的挑战，良渚社会的王权明显上升，至反山12号墓出土刻有统一“神人兽面纹”的“玉琮王”和“玉钺王”，良渚文化至此已经实现了神权与王权集于一人的统治形态，形成所谓“神王之国”的早期国家形态。这种良渚文化时期出现的国家形态——以祭祀与军事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主题，在2000多年后中国最早编年体史书《左传》中被明确提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明春秋时期仍将祭祀活动用作维护国家公权力的重要功能，由统治者所承续和履行。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视作正统的“君权神授”理念，可在约公元前3000年的良渚反山12号墓中获得直接物证。
五、稻作农业的生业方式：早期稻作文明的见证
良渚古城遗址已经发现2处大规模稻谷遗存，均位于宫殿区范围内，一是在莫角山宫殿区东坡的灰坑里，发现约2.6万斤稻谷，二是在莫角山宫殿区西南部的池中寺台地下埋有大规模的炭化稻谷堆积，数量颇为可观，总体量约6000立方米，约40万斤。此外，在莫角山西南坡的发掘过程中也发现过数量可观的炭化稻谷堆积。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目前所知的世界稻作农业发源地，稻作驯化始于10000多年以前。在自崧泽文化晚期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的犁、耘田器等稻作工具的助推下，环太湖地区的稻作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扩散，稻米逐渐成为主食。良渚文化时期，稻作水平已达到很高水平。除了生产工具的进化之外，当时的气候变化明显促成了环太湖地区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有效支撑了以良渚古城为权力中心的良渚社会的城市文明，形成了区域性早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