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80多年来，良渚遗址考古发现成果层出不穷，高潮迭起。王陵、贵族墓葬、祭坛、宫殿台基、聚落、城墙、作坊、水利工程遗址等遗迹和玉器、陶器、漆器、木器、石器、稻米、骨骼等遗物的陆续发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神与王的国度、水与人的家园”的生动画卷。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权力与信仰统一的神王之国——良渚古国。她是中华大地上中国之前最早的国家，是我国早期文明阶段的重要代表。
一、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史
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史分为四个阶段：良渚遗址点考古、良渚遗址群考古、都邑考古、良渚古国考古。
（一）良渚遗址点考古（1936-1985年）
良渚遗址的发现：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青年职员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杭州良渚一带先后发掘了棋盘坟、横圩里、荀山东麓等6处遗址，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10余处遗址。在此基础上，施昕更先生撰写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论证了良渚遗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揭开了良渚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一页。同时，何天行先生也为良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37年4月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该书被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蔡元培先生为其题写了书名。
良渚文化的命名：1959年12月26日，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我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他把这种发现于良渚、遍布于长江以南太湖流域、以黑陶为主要代表的古文化，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
1949-1978年，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由西湖博物馆（后更名为浙江省博物馆）承担。这期间的考古发掘工作比较少，出土遗物不多。主要包括1955年长坟遗址和1963年苏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
1981年，在浙江余杭吴家埠遗址第一文化层发掘19座良渚文化墓葬，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堆积与墓地。
1982年初，对良渚遗址进行考古调查；1984年和1985年，为配合基建工程，对荀山等遗址点进行考古发掘。至此，考古工作者共发现良渚遗址30余处；对良渚遗址的分布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但良渚遗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尚未被认识。
（二）良渚遗址群考古（1986-2006年）
1986年5-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反山遗址，发现大型墓葬11座，出土玉器1200余件（组），首次发现良渚文化部族“显贵者”专用墓地，其中12号墓出土了器形与纹样最为经典的“玉琮王”和“玉钺王”。第一次发现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以及玉钺与柄上的冒镦玉饰关系，这是考古发掘的重大突破。因此，反山遗址被称为“良渚文化王陵”。
1987年5-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瑶山遗址。发现了1座祭坛和13座大型贵族墓葬，出土玉器600余件（组）。反山遗址和瑶山遗址入选“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87年、1992年至199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局部发掘莫角山台地，确定了莫角山遗址的性质和地位；2010至2016年，莫角山台地得到了持续七年的全面考古发掘，确定了围沟、房基、沙土广场等大型遗迹的分布情况，以及宫殿台基的范围、结构和堆筑过程。1993年，“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遗址大型建筑基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莫角山遗址入选“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0年1-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汇观山遗址。汇观山遗址首次证明良渚文化的祭坛为呈阶梯状的立体结构。1991年，汇观山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6年，良渚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勘探了内城外西南部，确认了文家山遗址以及其他一些同期遗存，之后进行了考古发掘。文家山显贵者墓葬遗址时间跨良渚文化早、中、晚三期，是良渚文化历史分期的重要研究资料。
2002年9月和2003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良渚遗址分布区南侧的卞家山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卞家山遗址是一处横跨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600余年，既拥有墓地与居址等丰富遗迹，又具有独特风格的良渚文化时期珍贵遗存，对研究良渚文化晚期的社会面貌、自然环境、生产生活，以及良渚文化的去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5年4-7月、9-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卞家山遗址进行第三次和第四次考古发掘。
（三）都邑考古（2007-2014年）
2007年11月，在良渚文化核心区域——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发现总面积约为2.9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发现的同时代我国最大的城址。2007-2014年，经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和确认了内城的四面城墙和9座城门。2007年，良渚古城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勘探了良渚古城城外的其他台地，发现和发掘了美人地台地、扁担山台地，并确认上述台地与2003-2005年发掘的卞家山遗址等居址、作坊和墓葬区，共同构成了良渚古城的外城。
2009-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了老虎岭遗址、岗公岭遗址等水利工程遗址，确认它们与1996-2002年发掘的塘山遗址，同属于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2013年8月23日，在“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开幕式上，“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新发现”高票入选“2011-2012世界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以良渚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入选“2011-2012年9项世界重大考古研究成果”。这一事件标志着良渚古城遗址的重大价值开始获得国际考古界的公认。
（四）良渚古国考古（2015年至今）
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钟家港古河道被发掘清理，其年代、淤积过程以及河道两岸遗址的功能被初步确认。
2015年11月-2016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姜家山遗址，发现贵族墓葬14座。
2016年5月，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9年10月，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良渚遗址的主要遗存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存分布数量最集中、规模最大的中心片区，它所反映出的考古文化内涵代表了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成就，是良渚文化繁荣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遗址的核心，它包括城址区、瑶山遗址区、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和出土器物等遗存。它的建设顺序是距今5000年前，首先建设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莫角山宫殿群和反山“王陵”，距今4800年左右，建造良渚古城内城城墙，最后建造良渚古城外城。因此，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可谓百年大计。其规划视野之宏大，建造技术之科学，令人叹为观止。
（一）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
良渚古城选址于大雄山与大遮山两山之间的河网平原上，海拔约3-15米。城址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910米，东西宽约1770米，总面积6.31平方公里，正南北方向。城垣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分别与自然山体雉山与凤山连接。城垣底部宽约40-60米、最宽处可达100多米，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其上以较纯净、坚硬的黄色粘土堆筑而成，部分地段露出地表，残高约4米。城垣内外均有环通的河网水系，至今还保留有若干局部水面；只有长命港仍为活水，经良渚古城南水门遗址进、东水门遗址出，向西与现代水系贯通，是连接良渚古城内外水系的主要河段。
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整体格局分为四部分：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古河道。城址区自内而外形成向心式三重结构，古河道贯穿其间。据碳14测年结果，城址区的营建高峰期约为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850年，约连续使用至公元前2300年，属于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晚段。
1.宫殿区
宫殿区位于城址中央，地势最为高敞，遗存面积0.39平方公里，包括大型人工台地莫角山（又名古尚顶）及其南侧的皇坟山台地、池中寺台地。
（1）莫角山台地。莫角山台地位于城址中央偏北，朝向正南北，呈矩形覆斗状，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与周边稻田的相对高度9—15米，海拔高程10—18米。台地利用自然山体人工堆筑而成，底部以青淤泥为基础，其上再堆筑纯净黄土或草裹泥[ 草裹泥堆筑是良渚古城遗址台地、河岸以及外围水利系统等普遍使用的工艺，其作用与现代营建堤坝使用草袋装土类似。]。西部人工堆筑厚约2米，东部人工堆筑厚度约10-12米。莫角山台地的顶面上建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座独立的宫殿台基，大面积沙土广场以及35座房屋基址。在莫角山台地东坡还发现有大量炭化稻谷的堆积，经分析约有稻谷2.6万斤，从而判断莫角山台地的宫殿区应建有大型粮仓。
大莫角山台基
位于莫角山台地顶面东北部，呈矩形覆斗状，台基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175米，南北宽约88米，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6米，海拔高程18米，是三座宫殿台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也是城内海拔最高点。台基是与莫角山台地进行整体规划后同时修建的，在底部青淤泥基础上，铺筑一层纵横交错的方木，防止不均匀沉降，再堆筑黄土压实，人工堆筑最厚处约6.5米。台基周围有宽4—15米、深0.6—1.5米的围沟环绕。
小莫角山台基
位于莫角山台地顶面的西北部，呈矩形覆斗状，台基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40米，面积约为3500平方米，相对高度约5米，海拔高程16.3米。台基为黄土堆筑，人工堆筑最厚处约6米。小莫角山台基周围未修建围沟。
乌龟山台基
位于莫角山台地顶面的西南部，呈矩形覆斗状，台基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67米，面积约为8500平方米，相对高度约4.5米，海拔高程16.5米。台基为黄土堆筑压实，人工堆筑最厚处约7米。乌龟山台基周围未修建围沟。
沙土广场
分布在莫角山台地顶面，位于大莫角山台基西南、小莫角山南部以及乌龟山之间，四周东西长约465米、南北宽320米的范围内，平面大致呈曲尺形，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海拔高程12.2—13.2米。沙土广场是良渚古城遗址目前唯一明确的夯筑遗存，由粘土和沙土相间夯筑于青灰堆土之上，采取平夯的工艺，质地坚硬，制作考究，夯筑所用沙土主要为河沙，并掺杂泥土和石粒（泥土主要为附近山上的黄色粘土）。
房屋基址
共发现35座房屋基址，其中7座位于大莫角山台基上，4座位于小莫角山台基上，其余24座位于莫角山台地上。这些房屋基址多数正南北朝向，少数东西朝向，平面呈矩形，略高于所处地坪，由较纯净而坚硬的黄土堆筑而成，部分基址上发现有房屋建筑遗址。
（2）皇坟山台地。皇坟山台地位于莫角山台地南偏东，呈不规则曲尺形，东西长约405米，南北宽约343米，面积近8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7—15米，海拔高程11—18米。台地利用黄土堆筑压实，堆筑厚度8—10米。皇坟山台地上发现有一处名为八亩山的建筑台基，目前尚未进行考古发掘。
八亩山台基
位于皇坟山台地北部，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187米，南北最宽处约88米，面积约为1.3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6.5米，海拔高程约18米，与大莫角山高度相当。台基为黄土堆筑压实，人工堆筑最厚处约16.5米。
（3）池中寺台地。池中寺台地位于莫角山台地南偏西，皇坟山台地西侧，呈不规则矩形，南北长约283米，南北宽约130米，面积约为3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5.2米，海拔高程10.4米。台地四周在良渚文化时期被水面环绕，形成孤岛，台地利用黄土堆筑压实，其上经考古发现有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平均堆积厚0.63米、重达20万公斤的大量炭化稻谷遗存，应为良渚最高统治者的大型粮食储备地点。
2.内城遗址
内城由城墙围合而成，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910米，东西宽约1770米，遗存面积约为2.9平方公里（含宫殿区）。以莫角山为中心，分布有墓地、居址（含手工作坊）台地等遗址。
（1）城墙
墙体建造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势夯筑而成，将雉山与凤山两座自然山体作为城墙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北城墙西端也利用了原来的黄泥山作为墙体的一部分。据碳14测年结果，内城城墙修建及延续使用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300年。
城墙现呈断续的台地状，现存北城墙长约1156米，东城墙长约1392米，南城墙长约1443米，西城墙长约1558米，周长近6000米，残存高度最高处约4米。城墙内外两侧均设有形似埠头的墩台，其中内侧24处，外侧28处。城墙上住有居民，存在大量生活垃圾。
城墙的结构分为基础和墙体两部分：
基础部分：除利用雉山、凤山、黄泥山等山体作为天然基础的部分外，其余城墙的基础均采用底部垫石的结构工艺，即在原地面上先铺设一层淤泥，其上再铺垫石块层作为基础，与塘山遗址基础结构一致。大部分石块采自良渚古城周边低山丘陵的山坡、坡脚和沟谷等地。在城墙修筑的同时，沿城墙挖凿城河，不仅提供了城墙基础层所需的淤泥，河道还发挥了运输材料的功能。
墙体部分：在自然山体或者垫石基础之上由黄色粘土分层堆筑压实而成，黄土来自城址附近的山坡或山前台地。
（2）城门
内城城墙上共有9座城门，包括8座水城门和1座陆城门。
每面城墙各有2座水城门，城内外的河道经由8座水城门连通。唯一的陆城门位于南城墙中部，由东、中、西3座独立的台基和4座门道组成。东、西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中部台基平面呈长条形，基址底部铺垫石块，其上以致密的灰褐色土、红褐色土、黑褐色土堆筑压实。4座门道分别位于城墙与陆城门三座台基之间。
（3）居址（含手工作坊）台地
以宫殿区台地为中心分布于内城，由桑树头台地、白元畈台地、钟家村台地和李家山台地等20处断续分布的台地遗址组成，分布范围面积约为123万平方米。台地平面多呈条状或不规则形，面积0.03-17.19万平方米不等，相对高度约0.6-14.6米，海拔高程4.0-12.0米之间，主要为包括手工业作坊的居住遗址。
（4）内城墓地
反山墓地。反山墓地属高等级墓地，位于内城西北部，东侧与莫角山相邻。墓地所在台地，平面略呈椭圆形，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50米，面积约为0.02平方公里，相对高度约5-6米，是一处人工特意营建的独立的高台墓地。墓葬分布面积约为300平方米。始建于约公元前3000年，沿用至良渚文化晚期。反山墓地目前已发现11座墓葬，大致按南北两排分布，等级最高的12号墓在南排居中，等级同样较高的20号墓在北排居中，而等级较低的15号墓和18号墓分布于墓地西北角，显示出一定的布局规范。反山墓地的墓坑单体面积在4.4-8平方米之间，墓向大都为南略偏西，均为竖穴土坑墓，使用葬具。出土物包括玉、石、陶、象牙、嵌玉漆器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占90%以上，种类丰富，制作精良，许多雕刻有精细的纹饰。反山墓地出土随葬品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制作之精，为其他良渚文化遗址所未见，是迄今所见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墓地。
姜家山墓地。姜家山墓地是一处较高等级墓地，位于依托自然岗地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地处内城反山墓地南侧，莫角山台地西侧。土台的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74米，东西宽约237米，面积约为0.05平方公里，海拔14米，人工堆筑高度约2-5米，高出周围高度9米。墓葬分布面积约为260平方米。营建时间约为良渚文化中期。目前姜家山墓地经考古发现14座墓葬，大致呈三排分布。墓葬朝向主要为南向和北向，男性墓均头朝南，女性墓除7号墓外均头朝北。姜家山墓地的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男女墓葬交错分布，位于南排中央的男性墓葬1号墓是等级最高的墓葬。墓地共出土随葬品425件（组），包括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出土物以玉器为主，共363件（组），以单件计582件。墓地中既有高等级墓葬，也有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居民甚至小孩的墓葬，由此推测姜家山属于一处家族墓地。
（5）钟家港河道
钟家港河道南北长约1.2公里，宽约5-75米，是内城重要的人工河道。其南段从钟家村、李家山两台地间穿过。经考古发掘，发现河岸边缘利用草裹泥堆筑驳岸，并采用木桩与竹编、木板护岸等工艺加固护坡。在靠近河岸的两台地边缘，考古发现了大片红烧土堆积，以及较多玉料、玉钻芯、石钻芯、黑石英石片等出土物，在河道内还发现有大量漆器、陶器、石器、木器坯件，以及鱼钩、动植物遗存和少量人骨标本等出土物，说明此段河岸台地除了居址外，可能存在专门制作漆木器和玉石器的手工业作坊，从而揭示了内城普通居民的身份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表明良渚古城遗址已有专业的社会分工，甚至在玉器制作中出现了更加专门化、复杂化的分工。在钟家港河道中段，靠近莫角山东坡的河道堆积中，出土有大型木构件，其功能与性质尚在研究中。
3.外城遗址
位于内城外围北、东、南以及西南方，遗存面积约为3.51平方公里，由17处断续分布的台地遗址组成，以内城东北的前山和西南的凤山一带分布最为密集。台地平面多呈条形或不规则形，面积约为0.41－21.44万平方米不等，相对高度约0.1－4.9米，海拔高程3.1－9.2米之间。已探明外城遗址的台地主要包括墓地、生活居住址、手工作坊址等功能的聚落遗址，年代主要为良渚文化中晚期。
（1）美人地台地聚落遗址
美人地台地聚落遗址位于东城墙东北部130余米处，呈东西向长条形，长270米，宽30－60米，相对高度1－2米，海拔高程4.9－5.4米，形成于良渚文化晚期，是一处夹河而居的聚落遗址——居民住在人工营建的长垄状台地上，两旁为河道，护岸木板是河道的护岸。台地的堆筑方式为下层采用青灰色淤泥，其上铺垫较致密的黄色土为居住面。
良渚先民居住在台地上，台地旁为河道，形成夹河而居的聚落形态。在靠近河道的台地边缘，考古发现有一排护岸木板遗迹，宽约0.2－0.3米、厚约0.08－0.13米，残高约1.7米。木板下部有垫木，垫木下隔一定距离辅有横向枕木，垫木和枕木均为方木。木板表面加工规整，部分留有石锛加工的痕迹。在竖立的木板上部和底部方形枕木端头，发现有4个穿孔（又称“牛鼻孔”）。这处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良渚先民临河而居的生活模式。
（2）卞家山台地聚落遗址
卞家山台地聚落遗址位于城址外城南缘，北距南城垣近400米，遗址所在的台地部分呈东西向长条形，长约1345米。通过卞家山台地西部的局部考古发掘，可知发掘区域北部为良渚中期到晚期的墓地，南部为良渚晚期的生活居址。在南部居址考古发现了140个木桩，分三排沿河岸有序排列，另一排木桩径直向水面伸展，是码头遗址的木桩基础，与此同时还发现有木桨多支，由此确认这是一处带有水岸码头的临水而居的聚落遗址。
（3）外城墓地
文家山墓地。文家山墓地是一处中等级墓地，位于内城外凤山台地群中，距西城垣南端约470余米，墓地所在台地东西长约190米、南北宽约130米，面积约为0.015平方公里，海拔7米，高出周围农田1-4米。营建于约公元前2600年，使用至约公元前2300年废弃。根据目前考古发掘成果，文家山墓地包括18座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多数墓坑长2-3米，宽0.6-1.2米，年代越早墓坑保存越深。墓向以朝南为主，其中只有三座墓向朝北。墓葬整体上没有明确的排列顺序，墓葬之间存在打破关系。但通过考古学分析，可以判断同一时期内的墓葬基本分为南北两排排列。文家山墓地出土石器、玉器、陶器等随葬品近400件（组）。依据随葬品数量和质量，墓葬可分大、中、小三个层次。大型墓仅1号墓一座，随葬品共106件；中型墓有16号墓和13号墓两座，随葬品均有20多件；其他皆为小型墓，随葬品在2-18件之间。文家山墓地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良渚文化墓地，不同等级的墓葬同处一个墓地表明这是一处家族墓地。
卞家山墓地。卞家山墓地是一处低等级墓地，位于卞家山聚落址的台地西部，营建时间约为公元前2850年，使用至约公元前2600年废弃。卞家山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聚落址，位于人工台地上。考古发掘区内属于其中一小部分，共发现墓葬66座、房址1处、灰坑5个、灰沟3条、木构码头遗迹1处。墓葬位于发掘区北部约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并无明显的排列规律，并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其他部分零散有墓葬分布。卞家山墓地的墓葬体量相差悬殊，其中成人墓葬一般长1.8-2.75米，宽0.5-0.95米，儿童墓葬长0.85-1.6米，宽0.35-0.55米；墓葬残深0.1-0.84米。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其中有30座墓向朝南，34座墓向朝北，2座墓向朝东。卞家山墓地的墓向体现了性别特征，其中墓向朝北的墓葬为女性墓葬，墓向朝南的墓葬为男性墓葬。随葬品共出土有462件，墓葬单体的随葬品差别不大，平均每墓10件以下，最多的45号墓也仅16件。出土物包括陶、石、玉、骨角、漆木、竹编等材质，其中陶器最多，玉器次之，石器偏少。陶器以鼎、豆、罐、盆为基本组合，另有杯、壶、纺轮等。玉器有玉冠状饰、镯、璜、坠、锥形饰、管、珠等。石器以钺为主，偶见镞、刀、锛。卞家山墓地墓葬的出土物体现出了明显的性别特征：石钺和陶纺轮不共出，其中石钺出土于男性墓葬中，而纺轮则出土于女性墓葬。
4.古河道
城址的古河道除长命港河道为自然河道外，其余均为顺应地势人工开凿或利用自然河道进行人工改造而成，或沿城墙流通、或贯穿于台地之间，形成了沟通城址内外的河网系统，从良渚文化中期到晚期均有使用。良渚先民挖掘河道时，将挖起的淤泥用于铺垫城墙底部，还用于制作草裹泥堆筑驳岸。
古河道以东西向的长命港河道、河池头——葛家村河道和南北向的钟家港河道，组成了城址“工”字形主河道，又与东内城河、南内城河、西内城河，以及内城北城墙外的雉山港、西城墙外的凤山港——葡萄畈河道、城址东侧的前山港河道相互交织，通过八个水城门连通内、外城。河道一般宽10-50米，深度一般2-4米，河底距现地表深2.4-5米，总长度约32.6公里。
另外，在莫角山、皇坟山、桑树头等台地之间，推测通过河道引水曾形成一片水域、环绕池中寺台地，推测用作防鼠等粮仓的安全手法。
（二）瑶山遗址区
瑶山遗址是良渚古城遗址年代较早的遗迹，是良渚古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包括一处祭坛和一组高等级的墓地，两者呈叠加状态，时间上墓地打破祭坛。瑶山遗址位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依托一座海拔约35米的自然山丘建成，高出周围农田约35米，山顶平面呈不规则形状，遗存占地面积约为0.043平方公里，目前考古已发现的墓地分布面积约为300平方米。据考古研究，营建时间约为公元前3300年，即良渚文化早期。
1.瑶山祭坛
瑶山祭坛是先于瑶山墓地和城址建造的重要祭祀遗址，利用了山丘顶部的自然地势建造，基本为正南北方向，主体呈覆斗状，顶部平整，平面呈方形，有里外三重土色，四周原应包有石坎。
祭坛第一重为红色土台，东边长7.6米，北边长5.9米，西边长7.7米，南边残长6.2米，海拔高度34.80米，为祭坛的制高点；第二重土为灰色土，围绕在红色土层周围，形成“回”字形，宽1.70-2.10米，深约0.65-0.85米；第三重土层为黄褐色斑土，台面散见大小不一的砾石，考古推测原来可能铺有砾石台面。
在砾石黄土台的西、北边缘，各有一道由砾石叠砌而成的石坎，由3层逐级缩小的石砌阶台抬升，呈斜坡状分布。其中西侧石坎顶端残长11.30米，北侧石坎顶端残长10.60米，转角处垂直高度0.90米，顶端海拔34.30米，略低于“红土台”的台面。
由于这一遗迹形态规则、结构奇特，地面无房屋遗迹，据考古研究后被推测为举行祭祀活动的祭坛。
除了对山顶祭坛的建设外，良渚人对整个瑶山的山形也有大规模的整修。瑶山西、北、南三面山坡较陡，而东部山体平缓，经考古发掘，西、北、南三面各发现1至6条断续不相衔接的石坎，从山顶向下，每级相差约2米。根据考古研究推测，这些石坎的功能可能是对依托山形修整出的可供进行祭祀活动的平台边缘进行加固，同时兼具巩固山体水土，以防山形损毁对顶部祭坛造成破坏的作用。
2.瑶山贵族墓地
墓葬的埋葬时间晚于祭坛，打破原有的祭坛坛体南部，分南、北两排埋葬，其中南排7座、北排6座，均以位置居中的墓葬等级为最高，如南排的7号墓与北排居中的11号墓等级最高。瑶山墓地的墓葬排列规律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墓地中最为明显。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体面积在2-8.8平方米的范围内，墓向都为南向。
出土随葬品包括玉器、陶器、石器等，共754件（组），其中玉器共出土678件（组）。出土物与墓主人性别存在很强的关联性。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钺、三叉形器、成组的锥形器等，均出自于南排的墓中；而玉璜、圆牌形串饰、玉纺轮等，则仅见于北排墓中。由此推断，南排墓主人可能是男性，北排墓主人则可能是女性。
分等级墓地是见证良渚古城时期社会存在明显阶层分化的主要物证。主要由5片分布在不同地块的墓地组成。其中：瑶山墓地分布于瑶山遗址区，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墓地都分布于城址区。
比较这5处墓地的分布位置，可以看出不同等级的墓地除了在墓葬的规格、出土物和排列方式等方面有明显差异，在墓地的选址方面也呈现出明显区别：除瑶山墓地属于利用祭坛的高亢选址之外，城址区内的4处墓地揭示出一个现象：墓地等级越高，在选址上就更为讲求地形的高爽，以及离内城、甚至宫殿区越近，并拥有独立的地块边界；墓地等级越低，则离内城越远、基本分布于外城，在地势和墓地边界上均无明显设计，几乎与聚落直接相邻。
（三）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
1.谷口高坝区
谷口高坝属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城址西北约11公里处，沿东西向分布于山体间的两座谷口中。该遗址尚处于持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目前共发现6座水坝遗址，东西相距约2.3公里，可分为东、西两组：东组包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等遗址；西组包括秋坞、石坞、蜜蜂垄等遗址。遗址总面积约为0.076平方公里，各坝体现存最长处约100米至200余米不等、最宽处60余米至160余米不等，横截面略呈梯形。各坝体坝顶现存相对高度约1.4-15米、海拔高程约25-40米。据碳14测年结果，谷口高坝约修建于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3000年，约连续使用至公元前2600年，属于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早段。经考古研究，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等遗址可形成库容1309万立方米（坝前水位29米），库区面积可达2.62平方公里，上溯3公里，汇水面积5.98平方公里；秋坞、石坞、蜜蜂垄等遗址可形成库容34万立方米（坝前水位39米），库区面积可达0.28平方公里，汇水面积0.91平方公里。
谷口高坝各遗址在结构、工艺上有所不同。坝体基础的处理方式可分为“沟槽换填防渗”[ 沟槽换填防渗 ：在坝体底部开一与坝体方向一致的条形基槽，内填黄褐色黏土，或填堆青淤泥和草裹淤泥，以增加抗渗性。]和“铺筑草裹泥与青膏泥”[ 铺筑草裹泥与青膏泥：直接在谷口地面上铺筑青膏泥，局部堆筑草裹泥作为坝体基础。]两种，前者如蜜蜂垄遗址，后者如老虎岭遗址。坝体的结构与工艺，基本采用青淤泥堆筑、外部包裹以黄土的结构，老虎岭、岗公岭、秋坞等遗址在坝体的关键位置还采用了草裹泥[ 草裹泥工艺：由植物茎杆包裹泥土，再用植物条带绑扎固定的块状堆筑材料。良渚先民主要在秋冬季节利用沼泽地的资源，就地取材，在沼泽地上取土，然后用沼泽地上的茅荻包裹土块，并用竹条进行绑扎固定。秋冬季节沼泽地的水位下降，利于操作，并且沼泽地上有丰富的草裹泥所需的材料。良渚先民这样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他们对水位的季节变化和植物材料特性等现象的认识和利用能力，特别是草裹泥的工艺方式可以预制、方便运输和垒筑，有助于分工协作，提高施工效率。]堆筑的方式，可增加坝体的强度，不易崩塌。
2.平原低坝区
平原低坝属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谷口高坝南约3.5公里的平原孤丘之间。该遗址尚处于持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目前共发现4座水坝遗址，东西相距约2.4公里，连接了栲栳山以西的连续孤丘，包括梧桐弄、官山、鲤鱼山、狮子山等遗址。各坝体长度依孤丘间距而不同，最长处140余米至400余米之间，最宽处80余米至140余米不等，横截面略呈梯形。各坝体坝顶现存相对高度约6米、海拔高程约10米，遗址面积约为0.1112平方公里。据碳14测年结果，平原低坝约修建于公元前2950年-公元前2850年，略晚于谷口高坝，约连续使用至公元前2600年，属于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早段。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可形成库容3292万立方米（坝前水位9米），库区面积10.39平方公里，汇水面积15.12平方公里。
平原低坝各遗址在结构、工艺上与谷口高坝相似。坝体基础的处理方式为“沟槽换填防渗”，如鲤鱼山遗址。坝体的结构与工艺，基本采用青淤泥堆筑、外部包裹以黄土的结构，梧桐弄、狮子山等遗址在坝体的关键位置也采用了草裹泥堆筑的方式。
3.山前长堤区
山前长堤又称塘山遗址，属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城址以北约2公里的大遮山山前，北距山脚约100-200米，东起卢村，向西至毛元岭后折向南至小港沿，总体呈东西走向的曲尺形，现存全长约5公里，宽20-50米，坝体横截面约呈梯形。坝顶相对高度2-7米、海拔约12-20米，遗址面积约为0.6384平方公里，是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中最大的单体遗存。
塘山遗址从东至西可分为三段：东段为接近直线走向的单坝结构，东西长约1公里，其西侧有一条由大遮山向南延伸的分水岭。分水岭以西属中段，为南北双层堤坝结构，东西长约2公里。北坝为多段曲尺形，坝顶海拔高程约15-20米，其西端向北转折，与山体相接。南坝坝顶海拔约12-15米，略低于北坝，双坝之间的低洼处海拔约7-8米。南坝走向与北坝保持平行并同步转折，双坝间距约20-30米，双坝之间不连通，形成多段水柜。双坝之西属西段，为曲尺形单坝结构，与双坝的南坝相连并最终向南折至毛元岭，并通过毛元岭往南延伸的自然岗地跟平原低坝系统东部的自然坝体部分连接成一体。
塘山遗址的基础采用底部铺垫石块的做法，在铺石基础上以黄土堆筑坝体，其结构和工艺与城址内城城墙一致。
4.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特点
在良渚古城西北方向2-11公里处发现的塘山等10余处良渚人工堆筑遗址，是具有拦蓄水功能的堤坝，各堤坝组合构成了上、下两级水库。其中，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石坞、秋坞和蜜蜂弄等水坝在上游谷口，形成东、西两个上部水库；狮子山、鲤鱼山、官山、梧桐弄和塘山等水坝在下游，与山体连接形成下部水库。山体间的天然隘口具有溢洪功能，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水利系统，对保障良渚古城和周边区域的安全及生产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可形成库区总面积13.29平方公里，总库容可达4635万立方米。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四方面：
（1）修建时间早。修建于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水利发展史。
（2）工程规模巨大。整个水利系统的现存堆筑土方量达288万方，控制范围达100多平方公里，与世界同时期的水利工程相比规模罕见。
（3）具有多种功能。该水利系统具有防洪、蓄水、灌溉、水运等功能，是中国最早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系统。
（4）工程技术符合科学原理。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
5.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功能
经考古研究，推测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等方面的综合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密切。
（1）防洪功能。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遗址群形成直接威胁。通过水利系统的高、低两级水坝，可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以解除洪水威胁。gis分析显示，高坝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mm的连续降水，即可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低坝之内是个倒三角形的低洼地，根据低坝现存的坝高海拔10米推测，则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库区。同时，在有些水坝部位发现了溢洪道，进一步证实了其具有防洪功能。
（2）运输功能。天目山系资源丰富，为良渚遗址群提供了丰富的玉料、石料、木材、漆及其他动植物资源。良渚文化时期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节性明显，夏季山洪爆发，冬季则可能断流，通常不具备行船条件。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如高坝系统中的岗公岭、老虎岭和周家畈三坝，以现存坝顶高程中最低的海拔25米计，根据谷底高程推算，满水时可沿山谷航行上溯1500米左右。低坝系统中的鲤鱼山等4坝群海拔约10米，满水时可北溯3700米左右，直抵岗公岭坝下方；东北面可以与塘山长堤渠道贯通。良渚先民在外围兴建防洪水利设施的同时，在城内外挖掘大量的人工河道，连接平原区的自然水域，从而形成复杂而完善的水上交通网。
良渚人在流域的上游、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水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在距今5000年之前，其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刮目相看。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能力，也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新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6.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发现与确认的重要学术价值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发现与确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中国水利史通常始于距今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传说，现存的水利工程遗迹如都江堰、灵渠、白渠等均早不过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为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东西方稻作文明和麦作文明不同的特征。
（2）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成为中国后来都城结构的滥觞。整个都城系统历经5000年尚能保存如此完整，世所罕见，这为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3）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都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而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和良渚古城城址区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对研究良渚古国的出现和发展乃至中国文明的起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亦占有重要一席。
（四）良渚古城遗址的出土器物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物包括玉器、陶器、漆器、石器、竹木器、骨角器等。这些器物以不同器型、纹饰的组合，不同的数量，及其保存的生产技术信息，成为良渚文化时期工艺技术、社会文化和生业方式的重要见证。
1.玉器
良渚遗址出土玉器7000余件，主要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分等级墓地中。出土玉器主要器形包括：玉琮、玉钺、玉璧、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饰、玉璜、冠状饰、柱形器，以及玉镯、圆雕玉鸟、玉织具、玉纺轮等。玉器的材质以透闪石和阳起石为主。一些玉器刻有纹饰，以神人兽面纹为主，也有鸟纹、龙首纹等。玉器是良渚遗址最突出的物质成就之一，在数量、体量、种类以及工艺上反映了良渚文化高超的艺术成就。
2.漆器
良渚遗址共出土漆器41件，主要为杯、圆形器等生活用品，出土于反山、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墓地以及文化层等。其中瑶山遗址出土的嵌玉漆杯是目前我国已知最早的玉漆镶嵌标本。
良渚漆器的制作工艺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胎与漆的结合更加完美。漆有两种材质特点，一种是红色的朱砂涂抹，在陶器的表面形成无光泽感的红色；另一种是有光泽感的皮状红漆。木胎漆器有纯红色装饰，在红色底子上画黑彩图案，在红色图案中镶嵌玉片等装饰手法。
3.陶器
陶器普遍出土于各等级的墓葬遗址、居址（含手工作坊）台地及古河道中。陶器既是一种常见的生活器皿，也是一种普遍的随葬品。出土陶器器型种类丰富，有鼎、豆、盘、壶、罐、过滤器等。按照陶质和陶色分为红陶、灰陶和黑陶，并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
黑陶表面一般采用打磨渗浆或者刷浆的方式，形成光亮的皮层，呈现铅亮色。到良渚文化晚期，黑陶上开始出现一些细刻纹饰。刻纹的内容包括神人兽面纹、变体鸟纹、变体龙纹等。这种微细的雕刻方式应该是受到良渚玉器施纹形式的影响。
陶器的制作工艺除了泥条盘筑、慢轮修整的古老技术外，快轮拉坯的技术已普遍使用。
4.石器
良渚遗址出土的石器包括随葬石器和实用石器两种类型。随葬礼器以石钺最为常见，它与玉器、漆器等一起，共同见证了墓葬等级和社会分级的存在。
实用石器包括斧、锛、凿、耘田器、带把刀、双孔刀、镰、破土器、纺轮、石镞、黑石英片、研磨器、等等。纺轮的出现，见证了纺织手工业的发展。黑石英片、研磨器是玉器加工的重要工具，是玉器加工工艺的重要见证。
三、良渚遗址的发展演变和良渚文化的传播
良渚古国存在了近1000年，她有过几代国王？良渚先民来自哪里？良渚古国是怎样消失的？良渚先民又去了哪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们理解良渚古国和良渚文化的密码和钥匙。虽然良渚文化消失了，但是她所拥有的独特文化元素已经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对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良渚遗址的年代分期
依据现有的碳14测年数据分析[ 秦岭：《良渚遗址（古城）的形成——年代学初步研究》，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1月版，第364-377页。]，良渚遗址的形成和使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之间，至公元前2100年前基本废弃。
根据目前的研究，良渚遗址的兴衰约可分为下列4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3100年（早期）：以大雄山为中心、在较大范围内有良渚先民活动，出现了高等级墓地。相关遗存主要分布在瑶山遗址区。
第二阶段约为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850年（中期）：在该阶段，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850年为良渚遗址形成的高峰期：外围水利系统、莫角山及其周边台地、钟家港水系以及周边高地（含外城居址）、反山等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建造兴起。
第三阶段约为公元前2850年-公元前2600年（晚期早段）：莫角山台地周围的卞家山台地、美人地台地开始形成高地居址点；以钟家港为代表的古水道及水坝系统均被继续使用；高等级墓地仍在继续营建使用。相关遗存主要分布区与前一阶段相同。
第四阶段约为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300年（晚期晚段）：良渚古城遗址城墙及周边高地（如美人地）等，被作为居址点继续使用，水坝系统可能已被废弃。相关遗存主要分布于城址区。
至良渚文化之后的钱山漾文化时期，良渚遗址的局部遗存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约范围在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2100年之间。之后，良渚遗址留存至今。
（二）良渚先民的部落渊源
良渚文化的主角——良渚先民，属于什么部族，是土著还是迁入的？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说法一：良渚先民可能来源于传说中的蚩尤部落。传说蚩尤部落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部族，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们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而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中也有鸟、兽的形象。因而，良渚先民可能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说法二：良渚先民可能是古越族的后代。有人认为，距今10万至2万年间，浙江境内的宁绍平原是越族人发展的一个基地。到距今1.5万年左右，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迫使越族人几次大规模迁徙。在距今1万年以后的一次迁徙中，有一支越过了钱塘江，进入了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从此，在这里生息繁衍，逐渐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先民的祖先可能是越族人。
由于这些说法的证据都较单薄，缺少足够的说服力，故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说法得到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
良渚文化的前身是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它们不仅文化上一脉相承，而且根据dna检测，人种也没有变化。很明显，良渚先民是太湖流域土生土长的原住民。
（三）良渚文化的消失及良渚先民的去向
良渚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创造了辉煌。然而，这支相当发达的古文化，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为此，人们多方收集资料和证据，希望能解开这个谜团。
说法一：可能是海侵摧毁了良渚文明。良渚文化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全部陷入汪洋之中。这次海侵对于良渚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经历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毁于一旦。
说法二：可能是海啸引起的洪涝灾害击败了良渚先民。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区气候由寒冷变得温暖湿润，年降水量明显增多，加之当时可能发生了海啸等重大自然灾害，导致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于内陆的水宣泄不畅，势必会造成江河水涨、洪水泛滥。特大洪水灾难延续了若干年，良渚先民只有背井离乡，被迫大规模地举族迁徙。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突然消失。
说法三：可能是战争导致了良渚社会的衰竭。良渚文化时期，为争夺土地、人口、财富，各个部落、古国之间战争频繁。良渚部族本来是最发达、最强悍的一支，但是由于贵族首领的日渐奢靡，普遍追求生活享乐，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社会基层越来越不堪重负，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内忧外患，良渚文化最终走向了消亡。
说法四：良渚文化可能并没有消失。它与来自中原与南方的文化逐渐融合，发展为马桥文化，并成为吴越文化的基础。
（四）良渚文明的扩散及影响
我们的祖先对玉器的崇拜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良渚文化玉器以其巨大的文化辐射力，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玉琮是良渚文化首创的玉器器型，其他地区出土的玉琮都是受良渚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产物。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间段中，已知玉琮的出土范围北抵陕西、山西，南达广东，西北至甘肃、青海地区，涉及范围可达半个中国。
近年来，长江以北陆续发现良渚文化遗存。良渚文化沿着这条路线进入北方大汶口文化分布区。2015年，在江苏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发现了蒋庄良渚文化遗址。蒋庄遗址是在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大型聚落，蒋庄良渚文化墓地是在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随葬琮、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为全面、深入研究良渚文明与良渚社会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同时，蒋庄遗址地处长江以北水网密布地区，是良渚文化北上的重要通道，其远离良渚文化核心区。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构建江淮东部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良渚文化与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也出土了玉琮、玉锥形器、玉梳背等良渚文化特有的玉器器型，体现出良渚文化的影响力。
广东曲江石峡遗址等地出土了大量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玉锥形器等，而江西发现的琮，则向我们指明了良渚文化向广东传播的路线。
良渚文化向西的传播是沿长江而上的，湖北黄梅出土的石钺、双鼻壶和玉锥形器等都与良渚文化相似。成都金沙遗址一共发掘出土了26件玉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十节玉琮，高约22厘米，青玉质地，形制精美，纹饰奇特，雕工极其精细，四面共有多达40个神面纹。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长琮，整体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玉琮非常接近。
正是通过太湖流域周边其他文化的秉承、传递和发扬光大，良渚文化的许多文化因素，特别是以琮、璧、钺为代表的玉器，才得以融汇到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文化系统之中，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史
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史分为四个阶段：良渚遗址点考古、良渚遗址群考古、都邑考古、良渚古国考古。
（一）良渚遗址点考古（1936-1985年）
良渚遗址的发现：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青年职员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杭州良渚一带先后发掘了棋盘坟、横圩里、荀山东麓等6处遗址，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10余处遗址。在此基础上，施昕更先生撰写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论证了良渚遗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揭开了良渚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一页。同时，何天行先生也为良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37年4月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该书被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蔡元培先生为其题写了书名。
良渚文化的命名：1959年12月26日，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我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他把这种发现于良渚、遍布于长江以南太湖流域、以黑陶为主要代表的古文化，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
1949-1978年，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由西湖博物馆（后更名为浙江省博物馆）承担。这期间的考古发掘工作比较少，出土遗物不多。主要包括1955年长坟遗址和1963年苏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
1981年，在浙江余杭吴家埠遗址第一文化层发掘19座良渚文化墓葬，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堆积与墓地。
1982年初，对良渚遗址进行考古调查；1984年和1985年，为配合基建工程，对荀山等遗址点进行考古发掘。至此，考古工作者共发现良渚遗址30余处；对良渚遗址的分布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但良渚遗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尚未被认识。
（二）良渚遗址群考古（1986-2006年）
1986年5-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反山遗址，发现大型墓葬11座，出土玉器1200余件（组），首次发现良渚文化部族“显贵者”专用墓地，其中12号墓出土了器形与纹样最为经典的“玉琮王”和“玉钺王”。第一次发现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以及玉钺与柄上的冒镦玉饰关系，这是考古发掘的重大突破。因此，反山遗址被称为“良渚文化王陵”。
1987年5-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瑶山遗址。发现了1座祭坛和13座大型贵族墓葬，出土玉器600余件（组）。反山遗址和瑶山遗址入选“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87年、1992年至199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局部发掘莫角山台地，确定了莫角山遗址的性质和地位；2010至2016年，莫角山台地得到了持续七年的全面考古发掘，确定了围沟、房基、沙土广场等大型遗迹的分布情况，以及宫殿台基的范围、结构和堆筑过程。1993年，“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遗址大型建筑基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莫角山遗址入选“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0年1-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汇观山遗址。汇观山遗址首次证明良渚文化的祭坛为呈阶梯状的立体结构。1991年，汇观山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6年，良渚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勘探了内城外西南部，确认了文家山遗址以及其他一些同期遗存，之后进行了考古发掘。文家山显贵者墓葬遗址时间跨良渚文化早、中、晚三期，是良渚文化历史分期的重要研究资料。
2002年9月和2003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良渚遗址分布区南侧的卞家山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卞家山遗址是一处横跨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600余年，既拥有墓地与居址等丰富遗迹，又具有独特风格的良渚文化时期珍贵遗存，对研究良渚文化晚期的社会面貌、自然环境、生产生活，以及良渚文化的去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5年4-7月、9-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卞家山遗址进行第三次和第四次考古发掘。
（三）都邑考古（2007-2014年）
2007年11月，在良渚文化核心区域——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发现总面积约为2.9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发现的同时代我国最大的城址。2007-2014年，经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和确认了内城的四面城墙和9座城门。2007年，良渚古城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勘探了良渚古城城外的其他台地，发现和发掘了美人地台地、扁担山台地，并确认上述台地与2003-2005年发掘的卞家山遗址等居址、作坊和墓葬区，共同构成了良渚古城的外城。
2009-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了老虎岭遗址、岗公岭遗址等水利工程遗址，确认它们与1996-2002年发掘的塘山遗址，同属于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2013年8月23日，在“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开幕式上，“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新发现”高票入选“2011-2012世界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以良渚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入选“2011-2012年9项世界重大考古研究成果”。这一事件标志着良渚古城遗址的重大价值开始获得国际考古界的公认。
（四）良渚古国考古（2015年至今）
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钟家港古河道被发掘清理，其年代、淤积过程以及河道两岸遗址的功能被初步确认。
2015年11月-2016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姜家山遗址，发现贵族墓葬14座。
2016年5月，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9年10月，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良渚遗址的主要遗存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存分布数量最集中、规模最大的中心片区，它所反映出的考古文化内涵代表了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成就，是良渚文化繁荣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遗址的核心，它包括城址区、瑶山遗址区、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和出土器物等遗存。它的建设顺序是距今5000年前，首先建设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莫角山宫殿群和反山“王陵”，距今4800年左右，建造良渚古城内城城墙，最后建造良渚古城外城。因此，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可谓百年大计。其规划视野之宏大，建造技术之科学，令人叹为观止。
（一）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
良渚古城选址于大雄山与大遮山两山之间的河网平原上，海拔约3-15米。城址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910米，东西宽约1770米，总面积6.31平方公里，正南北方向。城垣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分别与自然山体雉山与凤山连接。城垣底部宽约40-60米、最宽处可达100多米，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其上以较纯净、坚硬的黄色粘土堆筑而成，部分地段露出地表，残高约4米。城垣内外均有环通的河网水系，至今还保留有若干局部水面；只有长命港仍为活水，经良渚古城南水门遗址进、东水门遗址出，向西与现代水系贯通，是连接良渚古城内外水系的主要河段。
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整体格局分为四部分：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古河道。城址区自内而外形成向心式三重结构，古河道贯穿其间。据碳14测年结果，城址区的营建高峰期约为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850年，约连续使用至公元前2300年，属于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晚段。
1.宫殿区
宫殿区位于城址中央，地势最为高敞，遗存面积0.39平方公里，包括大型人工台地莫角山（又名古尚顶）及其南侧的皇坟山台地、池中寺台地。
（1）莫角山台地。莫角山台地位于城址中央偏北，朝向正南北，呈矩形覆斗状，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与周边稻田的相对高度9—15米，海拔高程10—18米。台地利用自然山体人工堆筑而成，底部以青淤泥为基础，其上再堆筑纯净黄土或草裹泥[ 草裹泥堆筑是良渚古城遗址台地、河岸以及外围水利系统等普遍使用的工艺，其作用与现代营建堤坝使用草袋装土类似。]。西部人工堆筑厚约2米，东部人工堆筑厚度约10-12米。莫角山台地的顶面上建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座独立的宫殿台基，大面积沙土广场以及35座房屋基址。在莫角山台地东坡还发现有大量炭化稻谷的堆积，经分析约有稻谷2.6万斤，从而判断莫角山台地的宫殿区应建有大型粮仓。
大莫角山台基
位于莫角山台地顶面东北部，呈矩形覆斗状，台基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175米，南北宽约88米，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6米，海拔高程18米，是三座宫殿台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也是城内海拔最高点。台基是与莫角山台地进行整体规划后同时修建的，在底部青淤泥基础上，铺筑一层纵横交错的方木，防止不均匀沉降，再堆筑黄土压实，人工堆筑最厚处约6.5米。台基周围有宽4—15米、深0.6—1.5米的围沟环绕。
小莫角山台基
位于莫角山台地顶面的西北部，呈矩形覆斗状，台基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40米，面积约为3500平方米，相对高度约5米，海拔高程16.3米。台基为黄土堆筑，人工堆筑最厚处约6米。小莫角山台基周围未修建围沟。
乌龟山台基
位于莫角山台地顶面的西南部，呈矩形覆斗状，台基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67米，面积约为8500平方米，相对高度约4.5米，海拔高程16.5米。台基为黄土堆筑压实，人工堆筑最厚处约7米。乌龟山台基周围未修建围沟。
沙土广场
分布在莫角山台地顶面，位于大莫角山台基西南、小莫角山南部以及乌龟山之间，四周东西长约465米、南北宽320米的范围内，平面大致呈曲尺形，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海拔高程12.2—13.2米。沙土广场是良渚古城遗址目前唯一明确的夯筑遗存，由粘土和沙土相间夯筑于青灰堆土之上，采取平夯的工艺，质地坚硬，制作考究，夯筑所用沙土主要为河沙，并掺杂泥土和石粒（泥土主要为附近山上的黄色粘土）。
房屋基址
共发现35座房屋基址，其中7座位于大莫角山台基上，4座位于小莫角山台基上，其余24座位于莫角山台地上。这些房屋基址多数正南北朝向，少数东西朝向，平面呈矩形，略高于所处地坪，由较纯净而坚硬的黄土堆筑而成，部分基址上发现有房屋建筑遗址。
（2）皇坟山台地。皇坟山台地位于莫角山台地南偏东，呈不规则曲尺形，东西长约405米，南北宽约343米，面积近8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7—15米，海拔高程11—18米。台地利用黄土堆筑压实，堆筑厚度8—10米。皇坟山台地上发现有一处名为八亩山的建筑台基，目前尚未进行考古发掘。
八亩山台基
位于皇坟山台地北部，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187米，南北最宽处约88米，面积约为1.3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6.5米，海拔高程约18米，与大莫角山高度相当。台基为黄土堆筑压实，人工堆筑最厚处约16.5米。
（3）池中寺台地。池中寺台地位于莫角山台地南偏西，皇坟山台地西侧，呈不规则矩形，南北长约283米，南北宽约130米，面积约为3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5.2米，海拔高程10.4米。台地四周在良渚文化时期被水面环绕，形成孤岛，台地利用黄土堆筑压实，其上经考古发现有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平均堆积厚0.63米、重达20万公斤的大量炭化稻谷遗存，应为良渚最高统治者的大型粮食储备地点。
2.内城遗址
内城由城墙围合而成，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910米，东西宽约1770米，遗存面积约为2.9平方公里（含宫殿区）。以莫角山为中心，分布有墓地、居址（含手工作坊）台地等遗址。
（1）城墙
墙体建造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势夯筑而成，将雉山与凤山两座自然山体作为城墙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北城墙西端也利用了原来的黄泥山作为墙体的一部分。据碳14测年结果，内城城墙修建及延续使用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300年。
城墙现呈断续的台地状，现存北城墙长约1156米，东城墙长约1392米，南城墙长约1443米，西城墙长约1558米，周长近6000米，残存高度最高处约4米。城墙内外两侧均设有形似埠头的墩台，其中内侧24处，外侧28处。城墙上住有居民，存在大量生活垃圾。
城墙的结构分为基础和墙体两部分：
基础部分：除利用雉山、凤山、黄泥山等山体作为天然基础的部分外，其余城墙的基础均采用底部垫石的结构工艺，即在原地面上先铺设一层淤泥，其上再铺垫石块层作为基础，与塘山遗址基础结构一致。大部分石块采自良渚古城周边低山丘陵的山坡、坡脚和沟谷等地。在城墙修筑的同时，沿城墙挖凿城河，不仅提供了城墙基础层所需的淤泥，河道还发挥了运输材料的功能。
墙体部分：在自然山体或者垫石基础之上由黄色粘土分层堆筑压实而成，黄土来自城址附近的山坡或山前台地。
（2）城门
内城城墙上共有9座城门，包括8座水城门和1座陆城门。
每面城墙各有2座水城门，城内外的河道经由8座水城门连通。唯一的陆城门位于南城墙中部，由东、中、西3座独立的台基和4座门道组成。东、西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中部台基平面呈长条形，基址底部铺垫石块，其上以致密的灰褐色土、红褐色土、黑褐色土堆筑压实。4座门道分别位于城墙与陆城门三座台基之间。
（3）居址（含手工作坊）台地
以宫殿区台地为中心分布于内城，由桑树头台地、白元畈台地、钟家村台地和李家山台地等20处断续分布的台地遗址组成，分布范围面积约为123万平方米。台地平面多呈条状或不规则形，面积0.03-17.19万平方米不等，相对高度约0.6-14.6米，海拔高程4.0-12.0米之间，主要为包括手工业作坊的居住遗址。
（4）内城墓地
反山墓地。反山墓地属高等级墓地，位于内城西北部，东侧与莫角山相邻。墓地所在台地，平面略呈椭圆形，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50米，面积约为0.02平方公里，相对高度约5-6米，是一处人工特意营建的独立的高台墓地。墓葬分布面积约为300平方米。始建于约公元前3000年，沿用至良渚文化晚期。反山墓地目前已发现11座墓葬，大致按南北两排分布，等级最高的12号墓在南排居中，等级同样较高的20号墓在北排居中，而等级较低的15号墓和18号墓分布于墓地西北角，显示出一定的布局规范。反山墓地的墓坑单体面积在4.4-8平方米之间，墓向大都为南略偏西，均为竖穴土坑墓，使用葬具。出土物包括玉、石、陶、象牙、嵌玉漆器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占90%以上，种类丰富，制作精良，许多雕刻有精细的纹饰。反山墓地出土随葬品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制作之精，为其他良渚文化遗址所未见，是迄今所见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墓地。
姜家山墓地。姜家山墓地是一处较高等级墓地，位于依托自然岗地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地处内城反山墓地南侧，莫角山台地西侧。土台的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74米，东西宽约237米，面积约为0.05平方公里，海拔14米，人工堆筑高度约2-5米，高出周围高度9米。墓葬分布面积约为260平方米。营建时间约为良渚文化中期。目前姜家山墓地经考古发现14座墓葬，大致呈三排分布。墓葬朝向主要为南向和北向，男性墓均头朝南，女性墓除7号墓外均头朝北。姜家山墓地的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男女墓葬交错分布，位于南排中央的男性墓葬1号墓是等级最高的墓葬。墓地共出土随葬品425件（组），包括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出土物以玉器为主，共363件（组），以单件计582件。墓地中既有高等级墓葬，也有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居民甚至小孩的墓葬，由此推测姜家山属于一处家族墓地。
（5）钟家港河道
钟家港河道南北长约1.2公里，宽约5-75米，是内城重要的人工河道。其南段从钟家村、李家山两台地间穿过。经考古发掘，发现河岸边缘利用草裹泥堆筑驳岸，并采用木桩与竹编、木板护岸等工艺加固护坡。在靠近河岸的两台地边缘，考古发现了大片红烧土堆积，以及较多玉料、玉钻芯、石钻芯、黑石英石片等出土物，在河道内还发现有大量漆器、陶器、石器、木器坯件，以及鱼钩、动植物遗存和少量人骨标本等出土物，说明此段河岸台地除了居址外，可能存在专门制作漆木器和玉石器的手工业作坊，从而揭示了内城普通居民的身份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表明良渚古城遗址已有专业的社会分工，甚至在玉器制作中出现了更加专门化、复杂化的分工。在钟家港河道中段，靠近莫角山东坡的河道堆积中，出土有大型木构件，其功能与性质尚在研究中。
3.外城遗址
位于内城外围北、东、南以及西南方，遗存面积约为3.51平方公里，由17处断续分布的台地遗址组成，以内城东北的前山和西南的凤山一带分布最为密集。台地平面多呈条形或不规则形，面积约为0.41－21.44万平方米不等，相对高度约0.1－4.9米，海拔高程3.1－9.2米之间。已探明外城遗址的台地主要包括墓地、生活居住址、手工作坊址等功能的聚落遗址，年代主要为良渚文化中晚期。
（1）美人地台地聚落遗址
美人地台地聚落遗址位于东城墙东北部130余米处，呈东西向长条形，长270米，宽30－60米，相对高度1－2米，海拔高程4.9－5.4米，形成于良渚文化晚期，是一处夹河而居的聚落遗址——居民住在人工营建的长垄状台地上，两旁为河道，护岸木板是河道的护岸。台地的堆筑方式为下层采用青灰色淤泥，其上铺垫较致密的黄色土为居住面。
良渚先民居住在台地上，台地旁为河道，形成夹河而居的聚落形态。在靠近河道的台地边缘，考古发现有一排护岸木板遗迹，宽约0.2－0.3米、厚约0.08－0.13米，残高约1.7米。木板下部有垫木，垫木下隔一定距离辅有横向枕木，垫木和枕木均为方木。木板表面加工规整，部分留有石锛加工的痕迹。在竖立的木板上部和底部方形枕木端头，发现有4个穿孔（又称“牛鼻孔”）。这处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良渚先民临河而居的生活模式。
（2）卞家山台地聚落遗址
卞家山台地聚落遗址位于城址外城南缘，北距南城垣近400米，遗址所在的台地部分呈东西向长条形，长约1345米。通过卞家山台地西部的局部考古发掘，可知发掘区域北部为良渚中期到晚期的墓地，南部为良渚晚期的生活居址。在南部居址考古发现了140个木桩，分三排沿河岸有序排列，另一排木桩径直向水面伸展，是码头遗址的木桩基础，与此同时还发现有木桨多支，由此确认这是一处带有水岸码头的临水而居的聚落遗址。
（3）外城墓地
文家山墓地。文家山墓地是一处中等级墓地，位于内城外凤山台地群中，距西城垣南端约470余米，墓地所在台地东西长约190米、南北宽约130米，面积约为0.015平方公里，海拔7米，高出周围农田1-4米。营建于约公元前2600年，使用至约公元前2300年废弃。根据目前考古发掘成果，文家山墓地包括18座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多数墓坑长2-3米，宽0.6-1.2米，年代越早墓坑保存越深。墓向以朝南为主，其中只有三座墓向朝北。墓葬整体上没有明确的排列顺序，墓葬之间存在打破关系。但通过考古学分析，可以判断同一时期内的墓葬基本分为南北两排排列。文家山墓地出土石器、玉器、陶器等随葬品近400件（组）。依据随葬品数量和质量，墓葬可分大、中、小三个层次。大型墓仅1号墓一座，随葬品共106件；中型墓有16号墓和13号墓两座，随葬品均有20多件；其他皆为小型墓，随葬品在2-18件之间。文家山墓地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良渚文化墓地，不同等级的墓葬同处一个墓地表明这是一处家族墓地。
卞家山墓地。卞家山墓地是一处低等级墓地，位于卞家山聚落址的台地西部，营建时间约为公元前2850年，使用至约公元前2600年废弃。卞家山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聚落址，位于人工台地上。考古发掘区内属于其中一小部分，共发现墓葬66座、房址1处、灰坑5个、灰沟3条、木构码头遗迹1处。墓葬位于发掘区北部约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并无明显的排列规律，并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其他部分零散有墓葬分布。卞家山墓地的墓葬体量相差悬殊，其中成人墓葬一般长1.8-2.75米，宽0.5-0.95米，儿童墓葬长0.85-1.6米，宽0.35-0.55米；墓葬残深0.1-0.84米。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其中有30座墓向朝南，34座墓向朝北，2座墓向朝东。卞家山墓地的墓向体现了性别特征，其中墓向朝北的墓葬为女性墓葬，墓向朝南的墓葬为男性墓葬。随葬品共出土有462件，墓葬单体的随葬品差别不大，平均每墓10件以下，最多的45号墓也仅16件。出土物包括陶、石、玉、骨角、漆木、竹编等材质，其中陶器最多，玉器次之，石器偏少。陶器以鼎、豆、罐、盆为基本组合，另有杯、壶、纺轮等。玉器有玉冠状饰、镯、璜、坠、锥形饰、管、珠等。石器以钺为主，偶见镞、刀、锛。卞家山墓地墓葬的出土物体现出了明显的性别特征：石钺和陶纺轮不共出，其中石钺出土于男性墓葬中，而纺轮则出土于女性墓葬。
4.古河道
城址的古河道除长命港河道为自然河道外，其余均为顺应地势人工开凿或利用自然河道进行人工改造而成，或沿城墙流通、或贯穿于台地之间，形成了沟通城址内外的河网系统，从良渚文化中期到晚期均有使用。良渚先民挖掘河道时，将挖起的淤泥用于铺垫城墙底部，还用于制作草裹泥堆筑驳岸。
古河道以东西向的长命港河道、河池头——葛家村河道和南北向的钟家港河道，组成了城址“工”字形主河道，又与东内城河、南内城河、西内城河，以及内城北城墙外的雉山港、西城墙外的凤山港——葡萄畈河道、城址东侧的前山港河道相互交织，通过八个水城门连通内、外城。河道一般宽10-50米，深度一般2-4米，河底距现地表深2.4-5米，总长度约32.6公里。
另外，在莫角山、皇坟山、桑树头等台地之间，推测通过河道引水曾形成一片水域、环绕池中寺台地，推测用作防鼠等粮仓的安全手法。
（二）瑶山遗址区
瑶山遗址是良渚古城遗址年代较早的遗迹，是良渚古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包括一处祭坛和一组高等级的墓地，两者呈叠加状态，时间上墓地打破祭坛。瑶山遗址位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依托一座海拔约35米的自然山丘建成，高出周围农田约35米，山顶平面呈不规则形状，遗存占地面积约为0.043平方公里，目前考古已发现的墓地分布面积约为300平方米。据考古研究，营建时间约为公元前3300年，即良渚文化早期。
1.瑶山祭坛
瑶山祭坛是先于瑶山墓地和城址建造的重要祭祀遗址，利用了山丘顶部的自然地势建造，基本为正南北方向，主体呈覆斗状，顶部平整，平面呈方形，有里外三重土色，四周原应包有石坎。
祭坛第一重为红色土台，东边长7.6米，北边长5.9米，西边长7.7米，南边残长6.2米，海拔高度34.80米，为祭坛的制高点；第二重土为灰色土，围绕在红色土层周围，形成“回”字形，宽1.70-2.10米，深约0.65-0.85米；第三重土层为黄褐色斑土，台面散见大小不一的砾石，考古推测原来可能铺有砾石台面。
在砾石黄土台的西、北边缘，各有一道由砾石叠砌而成的石坎，由3层逐级缩小的石砌阶台抬升，呈斜坡状分布。其中西侧石坎顶端残长11.30米，北侧石坎顶端残长10.60米，转角处垂直高度0.90米，顶端海拔34.30米，略低于“红土台”的台面。
由于这一遗迹形态规则、结构奇特，地面无房屋遗迹，据考古研究后被推测为举行祭祀活动的祭坛。
除了对山顶祭坛的建设外，良渚人对整个瑶山的山形也有大规模的整修。瑶山西、北、南三面山坡较陡，而东部山体平缓，经考古发掘，西、北、南三面各发现1至6条断续不相衔接的石坎，从山顶向下，每级相差约2米。根据考古研究推测，这些石坎的功能可能是对依托山形修整出的可供进行祭祀活动的平台边缘进行加固，同时兼具巩固山体水土，以防山形损毁对顶部祭坛造成破坏的作用。
2.瑶山贵族墓地
墓葬的埋葬时间晚于祭坛，打破原有的祭坛坛体南部，分南、北两排埋葬，其中南排7座、北排6座，均以位置居中的墓葬等级为最高，如南排的7号墓与北排居中的11号墓等级最高。瑶山墓地的墓葬排列规律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墓地中最为明显。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体面积在2-8.8平方米的范围内，墓向都为南向。
出土随葬品包括玉器、陶器、石器等，共754件（组），其中玉器共出土678件（组）。出土物与墓主人性别存在很强的关联性。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钺、三叉形器、成组的锥形器等，均出自于南排的墓中；而玉璜、圆牌形串饰、玉纺轮等，则仅见于北排墓中。由此推断，南排墓主人可能是男性，北排墓主人则可能是女性。
分等级墓地是见证良渚古城时期社会存在明显阶层分化的主要物证。主要由5片分布在不同地块的墓地组成。其中：瑶山墓地分布于瑶山遗址区，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墓地都分布于城址区。
比较这5处墓地的分布位置，可以看出不同等级的墓地除了在墓葬的规格、出土物和排列方式等方面有明显差异，在墓地的选址方面也呈现出明显区别：除瑶山墓地属于利用祭坛的高亢选址之外，城址区内的4处墓地揭示出一个现象：墓地等级越高，在选址上就更为讲求地形的高爽，以及离内城、甚至宫殿区越近，并拥有独立的地块边界；墓地等级越低，则离内城越远、基本分布于外城，在地势和墓地边界上均无明显设计，几乎与聚落直接相邻。
（三）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
1.谷口高坝区
谷口高坝属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城址西北约11公里处，沿东西向分布于山体间的两座谷口中。该遗址尚处于持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目前共发现6座水坝遗址，东西相距约2.3公里，可分为东、西两组：东组包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等遗址；西组包括秋坞、石坞、蜜蜂垄等遗址。遗址总面积约为0.076平方公里，各坝体现存最长处约100米至200余米不等、最宽处60余米至160余米不等，横截面略呈梯形。各坝体坝顶现存相对高度约1.4-15米、海拔高程约25-40米。据碳14测年结果，谷口高坝约修建于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3000年，约连续使用至公元前2600年，属于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早段。经考古研究，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等遗址可形成库容1309万立方米（坝前水位29米），库区面积可达2.62平方公里，上溯3公里，汇水面积5.98平方公里；秋坞、石坞、蜜蜂垄等遗址可形成库容34万立方米（坝前水位39米），库区面积可达0.28平方公里，汇水面积0.91平方公里。
谷口高坝各遗址在结构、工艺上有所不同。坝体基础的处理方式可分为“沟槽换填防渗”[ 沟槽换填防渗 ：在坝体底部开一与坝体方向一致的条形基槽，内填黄褐色黏土，或填堆青淤泥和草裹淤泥，以增加抗渗性。]和“铺筑草裹泥与青膏泥”[ 铺筑草裹泥与青膏泥：直接在谷口地面上铺筑青膏泥，局部堆筑草裹泥作为坝体基础。]两种，前者如蜜蜂垄遗址，后者如老虎岭遗址。坝体的结构与工艺，基本采用青淤泥堆筑、外部包裹以黄土的结构，老虎岭、岗公岭、秋坞等遗址在坝体的关键位置还采用了草裹泥[ 草裹泥工艺：由植物茎杆包裹泥土，再用植物条带绑扎固定的块状堆筑材料。良渚先民主要在秋冬季节利用沼泽地的资源，就地取材，在沼泽地上取土，然后用沼泽地上的茅荻包裹土块，并用竹条进行绑扎固定。秋冬季节沼泽地的水位下降，利于操作，并且沼泽地上有丰富的草裹泥所需的材料。良渚先民这样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他们对水位的季节变化和植物材料特性等现象的认识和利用能力，特别是草裹泥的工艺方式可以预制、方便运输和垒筑，有助于分工协作，提高施工效率。]堆筑的方式，可增加坝体的强度，不易崩塌。
2.平原低坝区
平原低坝属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谷口高坝南约3.5公里的平原孤丘之间。该遗址尚处于持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目前共发现4座水坝遗址，东西相距约2.4公里，连接了栲栳山以西的连续孤丘，包括梧桐弄、官山、鲤鱼山、狮子山等遗址。各坝体长度依孤丘间距而不同，最长处140余米至400余米之间，最宽处80余米至140余米不等，横截面略呈梯形。各坝体坝顶现存相对高度约6米、海拔高程约10米，遗址面积约为0.1112平方公里。据碳14测年结果，平原低坝约修建于公元前2950年-公元前2850年，略晚于谷口高坝，约连续使用至公元前2600年，属于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早段。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可形成库容3292万立方米（坝前水位9米），库区面积10.39平方公里，汇水面积15.12平方公里。
平原低坝各遗址在结构、工艺上与谷口高坝相似。坝体基础的处理方式为“沟槽换填防渗”，如鲤鱼山遗址。坝体的结构与工艺，基本采用青淤泥堆筑、外部包裹以黄土的结构，梧桐弄、狮子山等遗址在坝体的关键位置也采用了草裹泥堆筑的方式。
3.山前长堤区
山前长堤又称塘山遗址，属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城址以北约2公里的大遮山山前，北距山脚约100-200米，东起卢村，向西至毛元岭后折向南至小港沿，总体呈东西走向的曲尺形，现存全长约5公里，宽20-50米，坝体横截面约呈梯形。坝顶相对高度2-7米、海拔约12-20米，遗址面积约为0.6384平方公里，是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中最大的单体遗存。
塘山遗址从东至西可分为三段：东段为接近直线走向的单坝结构，东西长约1公里，其西侧有一条由大遮山向南延伸的分水岭。分水岭以西属中段，为南北双层堤坝结构，东西长约2公里。北坝为多段曲尺形，坝顶海拔高程约15-20米，其西端向北转折，与山体相接。南坝坝顶海拔约12-15米，略低于北坝，双坝之间的低洼处海拔约7-8米。南坝走向与北坝保持平行并同步转折，双坝间距约20-30米，双坝之间不连通，形成多段水柜。双坝之西属西段，为曲尺形单坝结构，与双坝的南坝相连并最终向南折至毛元岭，并通过毛元岭往南延伸的自然岗地跟平原低坝系统东部的自然坝体部分连接成一体。
塘山遗址的基础采用底部铺垫石块的做法，在铺石基础上以黄土堆筑坝体，其结构和工艺与城址内城城墙一致。
4.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特点
在良渚古城西北方向2-11公里处发现的塘山等10余处良渚人工堆筑遗址，是具有拦蓄水功能的堤坝，各堤坝组合构成了上、下两级水库。其中，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石坞、秋坞和蜜蜂弄等水坝在上游谷口，形成东、西两个上部水库；狮子山、鲤鱼山、官山、梧桐弄和塘山等水坝在下游，与山体连接形成下部水库。山体间的天然隘口具有溢洪功能，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水利系统，对保障良渚古城和周边区域的安全及生产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可形成库区总面积13.29平方公里，总库容可达4635万立方米。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四方面：
（1）修建时间早。修建于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水利发展史。
（2）工程规模巨大。整个水利系统的现存堆筑土方量达288万方，控制范围达100多平方公里，与世界同时期的水利工程相比规模罕见。
（3）具有多种功能。该水利系统具有防洪、蓄水、灌溉、水运等功能，是中国最早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系统。
（4）工程技术符合科学原理。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
5.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功能
经考古研究，推测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等方面的综合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密切。
（1）防洪功能。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遗址群形成直接威胁。通过水利系统的高、低两级水坝，可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以解除洪水威胁。gis分析显示，高坝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mm的连续降水，即可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低坝之内是个倒三角形的低洼地，根据低坝现存的坝高海拔10米推测，则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库区。同时，在有些水坝部位发现了溢洪道，进一步证实了其具有防洪功能。
（2）运输功能。天目山系资源丰富，为良渚遗址群提供了丰富的玉料、石料、木材、漆及其他动植物资源。良渚文化时期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节性明显，夏季山洪爆发，冬季则可能断流，通常不具备行船条件。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如高坝系统中的岗公岭、老虎岭和周家畈三坝，以现存坝顶高程中最低的海拔25米计，根据谷底高程推算，满水时可沿山谷航行上溯1500米左右。低坝系统中的鲤鱼山等4坝群海拔约10米，满水时可北溯3700米左右，直抵岗公岭坝下方；东北面可以与塘山长堤渠道贯通。良渚先民在外围兴建防洪水利设施的同时，在城内外挖掘大量的人工河道，连接平原区的自然水域，从而形成复杂而完善的水上交通网。
良渚人在流域的上游、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水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在距今5000年之前，其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刮目相看。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能力，也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新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6.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发现与确认的重要学术价值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发现与确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中国水利史通常始于距今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传说，现存的水利工程遗迹如都江堰、灵渠、白渠等均早不过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为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东西方稻作文明和麦作文明不同的特征。
（2）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成为中国后来都城结构的滥觞。整个都城系统历经5000年尚能保存如此完整，世所罕见，这为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3）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都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而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和良渚古城城址区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对研究良渚古国的出现和发展乃至中国文明的起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亦占有重要一席。
（四）良渚古城遗址的出土器物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物包括玉器、陶器、漆器、石器、竹木器、骨角器等。这些器物以不同器型、纹饰的组合，不同的数量，及其保存的生产技术信息，成为良渚文化时期工艺技术、社会文化和生业方式的重要见证。
1.玉器
良渚遗址出土玉器7000余件，主要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分等级墓地中。出土玉器主要器形包括：玉琮、玉钺、玉璧、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饰、玉璜、冠状饰、柱形器，以及玉镯、圆雕玉鸟、玉织具、玉纺轮等。玉器的材质以透闪石和阳起石为主。一些玉器刻有纹饰，以神人兽面纹为主，也有鸟纹、龙首纹等。玉器是良渚遗址最突出的物质成就之一，在数量、体量、种类以及工艺上反映了良渚文化高超的艺术成就。
2.漆器
良渚遗址共出土漆器41件，主要为杯、圆形器等生活用品，出土于反山、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墓地以及文化层等。其中瑶山遗址出土的嵌玉漆杯是目前我国已知最早的玉漆镶嵌标本。
良渚漆器的制作工艺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胎与漆的结合更加完美。漆有两种材质特点，一种是红色的朱砂涂抹，在陶器的表面形成无光泽感的红色；另一种是有光泽感的皮状红漆。木胎漆器有纯红色装饰，在红色底子上画黑彩图案，在红色图案中镶嵌玉片等装饰手法。
3.陶器
陶器普遍出土于各等级的墓葬遗址、居址（含手工作坊）台地及古河道中。陶器既是一种常见的生活器皿，也是一种普遍的随葬品。出土陶器器型种类丰富，有鼎、豆、盘、壶、罐、过滤器等。按照陶质和陶色分为红陶、灰陶和黑陶，并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
黑陶表面一般采用打磨渗浆或者刷浆的方式，形成光亮的皮层，呈现铅亮色。到良渚文化晚期，黑陶上开始出现一些细刻纹饰。刻纹的内容包括神人兽面纹、变体鸟纹、变体龙纹等。这种微细的雕刻方式应该是受到良渚玉器施纹形式的影响。
陶器的制作工艺除了泥条盘筑、慢轮修整的古老技术外，快轮拉坯的技术已普遍使用。
4.石器
良渚遗址出土的石器包括随葬石器和实用石器两种类型。随葬礼器以石钺最为常见，它与玉器、漆器等一起，共同见证了墓葬等级和社会分级的存在。
实用石器包括斧、锛、凿、耘田器、带把刀、双孔刀、镰、破土器、纺轮、石镞、黑石英片、研磨器、等等。纺轮的出现，见证了纺织手工业的发展。黑石英片、研磨器是玉器加工的重要工具，是玉器加工工艺的重要见证。
三、良渚遗址的发展演变和良渚文化的传播
良渚古国存在了近1000年，她有过几代国王？良渚先民来自哪里？良渚古国是怎样消失的？良渚先民又去了哪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们理解良渚古国和良渚文化的密码和钥匙。虽然良渚文化消失了，但是她所拥有的独特文化元素已经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对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良渚遗址的年代分期
依据现有的碳14测年数据分析[ 秦岭：《良渚遗址（古城）的形成——年代学初步研究》，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1月版，第364-377页。]，良渚遗址的形成和使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之间，至公元前2100年前基本废弃。
根据目前的研究，良渚遗址的兴衰约可分为下列4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3100年（早期）：以大雄山为中心、在较大范围内有良渚先民活动，出现了高等级墓地。相关遗存主要分布在瑶山遗址区。
第二阶段约为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850年（中期）：在该阶段，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850年为良渚遗址形成的高峰期：外围水利系统、莫角山及其周边台地、钟家港水系以及周边高地（含外城居址）、反山等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建造兴起。
第三阶段约为公元前2850年-公元前2600年（晚期早段）：莫角山台地周围的卞家山台地、美人地台地开始形成高地居址点；以钟家港为代表的古水道及水坝系统均被继续使用；高等级墓地仍在继续营建使用。相关遗存主要分布区与前一阶段相同。
第四阶段约为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300年（晚期晚段）：良渚古城遗址城墙及周边高地（如美人地）等，被作为居址点继续使用，水坝系统可能已被废弃。相关遗存主要分布于城址区。
至良渚文化之后的钱山漾文化时期，良渚遗址的局部遗存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约范围在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2100年之间。之后，良渚遗址留存至今。
（二）良渚先民的部落渊源
良渚文化的主角——良渚先民，属于什么部族，是土著还是迁入的？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说法一：良渚先民可能来源于传说中的蚩尤部落。传说蚩尤部落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部族，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们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而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中也有鸟、兽的形象。因而，良渚先民可能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说法二：良渚先民可能是古越族的后代。有人认为，距今10万至2万年间，浙江境内的宁绍平原是越族人发展的一个基地。到距今1.5万年左右，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迫使越族人几次大规模迁徙。在距今1万年以后的一次迁徙中，有一支越过了钱塘江，进入了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从此，在这里生息繁衍，逐渐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先民的祖先可能是越族人。
由于这些说法的证据都较单薄，缺少足够的说服力，故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说法得到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
良渚文化的前身是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它们不仅文化上一脉相承，而且根据dna检测，人种也没有变化。很明显，良渚先民是太湖流域土生土长的原住民。
（三）良渚文化的消失及良渚先民的去向
良渚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创造了辉煌。然而，这支相当发达的古文化，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为此，人们多方收集资料和证据，希望能解开这个谜团。
说法一：可能是海侵摧毁了良渚文明。良渚文化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全部陷入汪洋之中。这次海侵对于良渚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经历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毁于一旦。
说法二：可能是海啸引起的洪涝灾害击败了良渚先民。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区气候由寒冷变得温暖湿润，年降水量明显增多，加之当时可能发生了海啸等重大自然灾害，导致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于内陆的水宣泄不畅，势必会造成江河水涨、洪水泛滥。特大洪水灾难延续了若干年，良渚先民只有背井离乡，被迫大规模地举族迁徙。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突然消失。
说法三：可能是战争导致了良渚社会的衰竭。良渚文化时期，为争夺土地、人口、财富，各个部落、古国之间战争频繁。良渚部族本来是最发达、最强悍的一支，但是由于贵族首领的日渐奢靡，普遍追求生活享乐，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社会基层越来越不堪重负，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内忧外患，良渚文化最终走向了消亡。
说法四：良渚文化可能并没有消失。它与来自中原与南方的文化逐渐融合，发展为马桥文化，并成为吴越文化的基础。
（四）良渚文明的扩散及影响
我们的祖先对玉器的崇拜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良渚文化玉器以其巨大的文化辐射力，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玉琮是良渚文化首创的玉器器型，其他地区出土的玉琮都是受良渚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产物。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间段中，已知玉琮的出土范围北抵陕西、山西，南达广东，西北至甘肃、青海地区，涉及范围可达半个中国。
近年来，长江以北陆续发现良渚文化遗存。良渚文化沿着这条路线进入北方大汶口文化分布区。2015年，在江苏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发现了蒋庄良渚文化遗址。蒋庄遗址是在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大型聚落，蒋庄良渚文化墓地是在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随葬琮、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为全面、深入研究良渚文明与良渚社会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同时，蒋庄遗址地处长江以北水网密布地区，是良渚文化北上的重要通道，其远离良渚文化核心区。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构建江淮东部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良渚文化与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也出土了玉琮、玉锥形器、玉梳背等良渚文化特有的玉器器型，体现出良渚文化的影响力。
广东曲江石峡遗址等地出土了大量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玉锥形器等，而江西发现的琮，则向我们指明了良渚文化向广东传播的路线。
良渚文化向西的传播是沿长江而上的，湖北黄梅出土的石钺、双鼻壶和玉锥形器等都与良渚文化相似。成都金沙遗址一共发掘出土了26件玉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十节玉琮，高约22厘米，青玉质地，形制精美，纹饰奇特，雕工极其精细，四面共有多达40个神面纹。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长琮，整体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玉琮非常接近。
正是通过太湖流域周边其他文化的秉承、传递和发扬光大，良渚文化的许多文化因素，特别是以琮、璧、钺为代表的玉器，才得以融汇到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文化系统之中，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